对于政府层面，我的很多访谈对象告诉我：“政府是怕社会陷入混乱，造成经济的损失，所以故意把病情说得很轻，主要是为了安定人心，其实病情比他们（政府）说的严重得多。”这表明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长期存在了，这并不是偶然的。一位表示不便透露姓名的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很多国家或地区，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政府服务公众的意识较强，一旦出现什么灾难，人们相信政府有能力帮助大家度过难关。但中国目前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公务员素质参差不齐，人们更主张有什么事都自食其力。在谈论此事时说，这使得一旦灾难性谣言传出，人们更容易听信谣言，以求自保。”　

　　社会学家吴基增等人在总结中国传统文化时就指出中国人有重家庭（家族）关系；伦理至上，恪守道德；崇拜权力，害怕权威的特点。　以这起事件看，中国人接受此种信息时更多的是相信自己的亲戚好友，或者是自己的家庭、宗族。这是和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分不开的。中国人的活动是以宗族为中心的。中国人对家庭长辈的话是比较尊重，因为在他们的文化观里，对长辈要“孝”，“中国人孝的对象，既包括几个世纪以来的历代祖先，又包括由他们传下来的庞大家族。”　对于一个家庭的成员来说，如果他不听长辈的话，就是不“孝”，他们作为个体成员在接受信息时无形之中已经受到了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这在广大的农村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对于中国人，“他个人的地位与安全、他的家庭地位与安全以及宗族的地位与安全是最重要的。”　于是，在政府部门出面避谣的时候，人们对于政府的言语表现出或多或少的不相信。但是人们为什么会抢购碘盐和大米，而不去抢购别的物资呢？笔者愿意回到文化的层面再加以解释。在第二次的抢购谣言中，有各种各样的版本。譬如“番禹地区有一艘装有农药的船翻入了大海”“广州禁止物资进出口”等等，当笔者在进行问卷调查时，更多的人是认为：“非典型肺炎”的“典”即“碘”，是因为人们缺“碘”造成的，肺炎的“炎”即“盐”，人们患这种病是因为缺了含“碘”的“盐”。持这种观点的人多达85.5％，不能不令笔者吃惊，这并不是说明中国人落后，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疾病实在有太大的影响。中文是一种很复杂的语言，我们的古人在发明汉字时显示出了巨大的创造力。自古中国就有通用字，读音相同的字在大都数场合下可以相互替代。如“象”与“像”，“文”与“纹”等，这也表现出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但是对于英语，这种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最简单的，我们不能拿“see”（看）代替“sea”（海）。在发生非典型肺炎时，作为普通的个体，他们不具备有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在六、七十年代因为缺“碘”对当地人所造成的“大脖子病”的阴影依然存在他们的心理底层，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种阴影对于人们的思考方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笔者实在不敢苟同《南方都市报》的观点，认为这有“盲目”的因素，恰恰相反，它表现了在非典型肺炎的抢购风潮中，人们是带有很明显的目的。他们表现出很谨慎，只不过这种谨慎小题大做了。“病患的文化意义往往给病人造成持续性的负面影响，这些意义也可能是压力及社交的停止。　

　　最后，社会控制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集合行为成反比例，社会控制能力越强，集合行为就越难发生，反之亦然。在中国，社会控制能力完全依赖于政府（在某些国家包括民间组织），而我们的政府目前对紧急事务缺乏指导与规范，公务员素质参差不齐，对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反应不够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蔡立辉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长期以来，有些部门在处理各种公众事务时没有“公众至上”的服务理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都是配给制，政府可以不理会公众的需求。但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行为应该根据公众需求调节行为导向，应该服务于公众的利益。但我们的政府职能目前还未完全转变，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为时已久，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社会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缺乏安全感，只能依个人意志去行动，维护自身利益。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控制能力是很弱的。　

　　六、政策与策略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广东非典型肺炎事件的全部经过，并对人们恐慌的原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尽管这种分析不一定成熟，但我相信我已经理解了藏在人们心底的文化底蕴与传染病之间的关系，在理解的基础上，笔者将提出一些预防与解决此类似事件的建议。我想这或许是人类学工作者的使命。医学为救死扶伤而生存，文学为陶冶人们的情操而立，那么人类学与社会学便是为解决社会和人类所面对的难题而发展了。在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今天，现代化的面孔很快就要出现（在广东可以说已经到来），然而我们在遇到此类事件时却没能像美国民众遇到“9·11”事件时的理智，也没有俄罗斯人面对严重的物资匮乏排起整齐而安静的队伍的场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次恐慌事件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呢？我们在以后面对相类似的事情时又应该如何去做呢？这是值得政府、媒体、民众思考的问题。其实在事件平息以后，政府包括社会人士都对此做出了很多高见。笔者在此想指出的是，这次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影响广、涉及的学科也很多，因此它并不是任何单独的一门学科能够解决的，这需要多学科的交叉与合作。人类学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整体论也是我们一贯倡导的。　
　　谣言传播的过程是一种集合行为，人们接受谣言的过程也就是接受信息的过程。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尽管生活在社会上的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多种多样，但信息的发布无非有三种方式：既政府、传媒以及作为单位的个人。那么我们在面对众多信息时，应该这样分辨到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谣言呢？《广州日报》2月16日发表题为《痛定思痛：广州市民总结教训反思谣言》的文章，文章认为“在谣言面前，人民应该冷静，相信权威，要控制谣言传播的渠道，公布事情真相，止谣言于智者。”如果单从理论上分析，这样的办法再好不过了，因为一旦这种说法成立，它对谣言将起到斩草除根的作用。但是，这样的说法现实吗？文章认为人民要相信权威，那么笔者要大胆地问了：“在民众的心理，哪里发出的信息才是权威的呢？是政府吗？”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第五节已经做了很详尽的论述，单从政府发布了信息以后民众还进行第二次抢购就可以说明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而“控制谣言的传播渠道”这种说法看起来也是要谣言连根拔起的万全之策，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步入了信息社会，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要控制谣言的传播渠道无疑是异想天开。至于“止谣言于智者”这种说法也是无法成立的，集合行为理论认为“当人们面临突发事件时，往往会处于丧失理智的状态，缺乏自我控制能力。”　中山大学社会心理学副教授朱新秤发出了“主流声音应占据主渠道不要让小道消息满天飞”的说法，如果真是这样，对于打击小道消息打击谣言无疑起到很好的作用，可是此次事件中我们恰恰看到的是小道消息满天飞，而主流声音迟迟却没有做出反应。造成的结果是小道消息压倒了主流声音。直到主流声音开始说话的时候，由于人们心理的“惯性”一时无法停止抢购，酿成损失。因此单从信息的角度进行预防是不够的。医生在对病人治疗的时候，必须找到病原，而病人要想完全康复并从此远离这种病时也要找到病原。那么，此次恐慌事件的病根在哪里呢？那就是非典型肺炎！不管如何，此次的恐慌事件多少与非典型肺炎相关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首先从病根入手吧！可以这么说，即使出现了非典型肺炎，但如果其刚出现时就能被确定病原体并被医院阻止它传染给医务人员的话，就不会有以后的一系列反应。医院在这方面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笔者这么说，并非否定医院救死扶伤的伟大精神，但是作为唯一能够从药理学上做出分析，并有可能配置出预防药物的医院在最初面对非典型肺炎时却掉于轻心，并且在没办法确定病原体的情况下迟迟不往上级相关部门做及时的报告，导致白衣天使大面积被传染以致后来的恐慌和抢购，不能说不是失职。医院以救死扶伤为自己的责任，但对于预防也应该给以高度重视。主管这场非典型肺炎控制工作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冯鎏祥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采访时就书：“这场风波开始，要追溯到2002年11月中旬，在佛山市发现了2到3个病人，当地没有向上报告，但省里的专家去会诊了，我们仅当作一般呼吸道疾病处理。”　可是，既然省里的专家去会诊了，又找不到病原体，为什么还迟迟不往上级部门报告呢？医院在这方面是负有责任的。笔者认为今后凡在一个新的地方出现新病例，都要特别注意，在传染性最强时采取隔离和治疗措施，一旦发现要报告政府，我相信这同样是医院的职责所在；政府也同样有义务对医院进行定时的监督，听取医院的汇报。这是今后预防类似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医院应该背起的最基本责任。　

　　在进行实地调查时，一些政府官员曾告诉笔者：“当谣言的传播快于医院的预防工作时，政府似乎在这方面表现出经验的不足，他们的苦衷似乎是惟恐信息的过早与过多发布带来更大恐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再次说明了政府发布的信息在民众的心理“不够权威”，调查表明，当谣言散播面积越大时，政府发布的信息在民众心理折扣就越大。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政府把行政信息当作秘密或情报一样去保守。与国际相关的信息，政府就会将它们透明化，与普通百姓相关的，就有些保留。我的很多访谈对象对我说：“听说醋和板蓝根能预防，我们能够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买得越多当然越好，政府出于稳定民心的目的不一定愿意把事情的真相公布。”笔者认为，政府应确实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人民群众当作真正的主人。要把人民当主人，首先就要尊重人民的知情权，把群众欲知、应知、需知的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地告诉群众，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些专家已经建议政府建立公共信息发布台，把电话号码公布给群众，使群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能直接通过电话了解事情真相，这对于反击谣言应该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另外，建议要对公务员进行危机处理培训，目前，政府公务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工作效率低，官僚主义严重，这使政府形象在人民心目中大打折扣，因此，公务员进行危机处理培训显得极其重要，公务员要时常走进民众的生活中，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并根据此做出灵活的应对类似事件策略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