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恐慌原因的人类学解释　

　　恐慌指人们在面临某种直接威胁时所产生的紧张心态及所做出的不协调的违反常规的行为。　人们为什么会恐慌呢？人类学大师杜尔克姆曾经说过：“社会是一个由各个群体或者说各个分子组成的整体……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相加的总和……要考察社会现象的原因，或者社会现象的产生，不能在那些组成集体的各个分子中去寻找，而必须对这个已经组成的集合体进行研究”。　拉得克利夫·布朗继承了杜尔克姆的思想并又有所发挥：社会现象必须从社会角度进行解释，社会是经巧妙的整合而达到平衡的，而文化在这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切文化现象都具有特定的功能，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社会中的某个社区，都是一个功能统一体。构成统一体的各个部分相互配合、协调一致，……”　这样，在人类学的视野下，要对恐慌的原因进行解释，我们不得不分析“文化”。　

　　当非典型肺炎突发并且在医院大面积传播时，政府部门没有及时出面进行解释（据笔者的经历，2月6日谣言就开始流传，人心惶惶，但政府直到11日上午才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广大民众公布事件真相），而媒体在没有得到“所谓”的权威信息时没有做出任何说明，目前最流行的传媒——网站，却没有新闻发布权，只能转载报纸的新闻。这样，在处于信息匮乏和专业知识阙如的民众在与自己身家性命攸关的选择面前，他们会尝试各种可能性试图避免具有危害性的结果发生。笔者实在不敢苟同《中国青年报》的论点：认为这是我国国民文化素质太低，盲从所造成的恐慌。《南方都市报》有一句话问得好：“难道在传染病流行之后，相关机构没能给予相关的信息公示之前，老百姓若无其事，一点预防措施都不采取才是国民性提高的表现？　

　　但是，《南方都市报》把恐慌的原因归结于：“这是人类本性使然。”笔者却无法理解。谈到人类本性，那么人类的本性是什么呢？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卡迪纳有一句名言：儿童是成年人之父，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发展起着主要的作用。当我们作为一个婴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周围的一切做出反应，与此同时，周围的环境也同样对我们做出了反应。一个小孩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接受其周围社会、环境、人们所认可的东西，不断地向他周围的人学习，这样的学习有来自权威与压迫，有的来自于他的意愿。但不管是哪种方式，当他长大以后，其“民族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民族的不可能性也就是他的不可能性。”“以往我们归诸于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各种限制的一种反应。”　因此，笔者不能同意“这是人类本性使然”的观点。仅仅把人们的恐慌视为像其它动物一样具有的普遍生物性是不能对此进行圆满解释的。因为人作为一个人，不仅在于他的生物性，更重要的是他的社会性，人是有“文化”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人的另一方面——文化。因为“文化总是在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使一个新生儿按既定的文化形象成长。”　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这种恐慌是文化意义上的转变。在今天的和平年代里，我们所构建的文化是和平与安详的，尤其是在当今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更多把医学技术看作是无所不能的科学，当非典型肺炎的突然出现，医院一时无法做出解释，甚至是救死扶伤的医生被大面积传染的时候，危险、不祥的文化对人们所处的文化做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时恐慌会油然而生！文化意义转变的例子很多：　

　　13－14世纪，欧洲发生大面积的黑死病，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从1350年的5100万降到了1400年的4500万，这是欧洲的一大悲剧。　可是人们对造成四分之三人口死亡的黑死病，早以失去其往日带来的恐惧感。　

　　又如18c－19c中期欧洲的浪漫主义时代，病态美是一种时髦。肺结核便成为浪漫主义者的偏爱，病人身材瘦削，脸孔白皙，虚弱无力，流淌出一种淡淡的风韵，于是，肺结核尽管会造成死亡，但还是成为浪漫主义者的追求。　

　　恐慌是一种心理压力的表现，是由于人们面对“健康”受到“无名病毒”挑战的心理表现，是一种文化意义的转变。人们所以恐慌并不是非典型肺炎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命，根据医学统计的数字表示，非典型肺炎的病死率仅在3％－5％，这是极低的。而谣言所造成的恐慌比起非典型肺炎这种疾病本身所造成的恐慌严重得多，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医院、媒体是负有责任的，他们没有承担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倘若人们能尽早知道真相，就不会出现这种恐慌的程度乃至抢购事件了。因此，遏止谣言的任务显得极其重要。　

　　五、谣言——　一项集合行为　

　　非典型性肺炎从医学方面看，是个公共卫生事件，从社会层面看是个突发性危机事件，与后发的谣言和抢购风波二者间有区别，但它们之间又互有联系。一直萦绕在笔者头脑的问题是：谣言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在社会学看来“谣言传播本身是一种集合行为”　，又称集体行为、大众行为，是指一种人数众多的自发的无组织的行为。　因此我们必须从“集合行为”这一概念入手分析群体心理。在社会学、人类学界，对于“群体心”的研究最早可以追述到塔尔德（J·Tard 1843－1904）的“模仿说”和杜尔克姆（E·Durkheim 1858－1917）的“集合表象”的概念。但塔尔德的“模仿说”更多的是从生物性的角度解释“集合行为”，而杜尔克姆的“集合表象”概念又把超个人的精神实体混同于群体心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朋在这方面的研究独树一帜，对“群体心”的研究起了突破作用。勒朋在1895年出版的《集群心理学》中认为：“‘集群心’是指不受个人意志支配的精神体，这种精神体笼罩着群体行为，具有匿名信、情绪感染性和暗示感受性。”　勒朋看到了存在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广大群体领域以及群体心理现象及某些特点。而社会学上专注于群体心研究的无疑是集合行为理论。　

　　集合行为理论是一种方法论，“集合行为”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提出，但是对集合行为进行完整的综合解释的却是美国另一社会学家斯梅尔塞，斯梅尔塞在1963年出版的《集合行为理论》一书中指出集合行为的发生必须具备六个“充要条件”：1、环境条件，这是集合行为产生的背景。2、结构性压力。3、诱发因素。　4、行为动员。　5、普遍情绪的产生或共同信念的形成。6、社会控制能力。　笔者愿意用这个观点解释这场“集合行为”。　
　　首先，作为集合行为的谣言产生必须具备其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而医院、网络、手机短信、电话成为此次散播谣言的物质条件，在医院无法正确处理非典型肺炎的情况下，非典型肺炎大面积传播给医务人员，医院给谣言的产生提供了场所。其次在网络上，某些人在网站上发布了“广东遭不明病毒袭击，醋和板蓝根可抗病毒”的帖子引起网民的热烈讨论，与此同时，谣言通过手机断信、电话四处扩散。谣言产生的社会条件是社会调节机制的脆弱，使得非典型肺炎的突发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引起社会的不安定。　

　　第二，这里的结构性压力是指现代生活节奏的加速，人们对舒适生活及健康的追求和面对非典型肺炎所造成的现实矛盾的因素对人们产生心理压力，这些压力促使他们自发起来对某种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目的是解除不安，而且，此时人与人的关系很默契，心照不宣。　

　　第三，诱发因素即引发集合行为的“导火线”，这场恐慌事件的导火线并不是非典型肺炎本身，因为非典型肺炎的病死率仅在3％－5％，与癌症、肝炎等病相比无疑是小屋见大屋。因此真正的“导火线”是非典型肺炎的突发使得医院不知所措，使人们认为“广东遭恐怖病毒袭击”。　

　　第四，行为动员是指传递信息和压力感，唤起大众情绪的行为。信息的传递无外有三种方式：即政府发布，媒体宣传，作为单位的个人之间相互传递。当谣言满天飞的时候，政府迟迟不做出响应，媒体也无动于衷，作为个体单位的普通公民，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医疗设备，人与环境之间不平衡，心理不安宁，社会压力大，缺少安全感，这时人们比较放心地利用谣言表达愿望，把不安和恐惧投射给某个对象，这是一种宣泄的形式，谁对谁都不负责。　

　　第五，普遍情绪的产生或共同信念的形成实际上也就是人们接受谣言的过程。早期，政府和媒体对谣言置之一旁，人们所构建的祥和文化受到了死亡的挑衅，渴望与现实开始脱钩，危机状态给人们带来心理危机，人人自危，又无法辨认信息的真伪，本着“生命可贵”的原则，他们便产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念头。　

　　至于政府出面说了事情真相以后，为什么作为单位个体的普通民众还是恐慌，转而抢购碘盐和大米呢？这和谣言本身传播的规律有关，也反映出了我们的政府在民众的心理是“不够权威”的。　

　　根据流言传播的规律，流言在社会传播过程中呈现出显在状态和潜在状态相互交替的现象。当流言在人们中间传播开来时，属于活动期，是显在状态，流言收敛或消失时，属于沉静期，是潜在状态。但是，潜在状态中的流言却在人们心里过程继续存在着，因此，流言有可能再次出现，就是说，潜在状态流言是流言再次出现的内在根据。　流言的社会过程是一种非连续性的，而在人的心理过程却是连续性的，谣言作为流言的一部分，自然也要遵循这种规律。因此在遏制谣言时不能只看到眼前的谣言，而要把“目光放得远一些”。　

　　如1985年我国实行工资改革以来，经过几次大的工资变动，在每一次变动之前，都有各种传闻、流言，不久消退，但到了一定时期，如又有新的文件规定，就再一次出现传闻。　

　　这说明某件事的传闻、谣言是随着信息的变化而变化的，直到这件事完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