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我们三个人赶到邮局，终于拿到期盼已久的杂志。封面的照片我已看过了，但吴愚和席正园还是很兴奋。吃饭时，席姑娘就迫不及待地拆了一本出来看，不停地说不错不错。一包杂志，吴愚不舍得拎，把它扛上宿舍，泡杯咖啡，点根烟，坐在地上开始慢慢享受欣赏的过程。席姑娘也来劲了，说第一本出来了就有信心做第二本了，边看边开始“找茬”，说要把不足的地方全都记下来。　

　　11月17日，拿到杂志后的第一天。他们的假期结束了，全去上班了。他们上班，我就独自坐在宿舍里的电脑前，为杂志的第二期做筹备。约稿、编辑、找图片、联系西藏志愿者、寻找赞助单位……忙得不亦乐乎。虽然一到这里，就在电脑前从早忙到晚，连街上也没怎么去过，但我好久都未忙得如此开心了。席姑娘一夜之间就交了18条修改意见上来。天高地阔，有股闯荡天下的大志驱使我不知疲惫，恨不得通宵达旦地工作，不眠不休。吴愚带我看电脑里所有稿件。我一看，有一半是我和上大朱文燕投的。吴愚说你们投那么多又没有用，我一期每个人只能用一篇，你只知道有稿件就丢过来，我每次一打开信箱，唰地一排是朱文燕的，刷的一排是你的，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看到你们两个的名字……　

　　笑得我。　

　　我拼，吴愚比我更拼。有时半夜里，他眼睛一睁就问我杂志要怎么办，也不知他是清醒的，还是说梦话。　

　　这几天，我又了解了好多关于《呼唤》的故事。原来他们在上海来昆明的火车上就开始策划了。火车上，大家坐在一起谈可以为西部做些什么。吴愚谈到曾在校内做过刊物，突发奇想，还从未有过一本上海志愿者创办的西部刊物，为什么不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做呢？用它来连接上海与西部，成为两地交流的桥梁，使更多的大学生能屏弃对西部的偏见，投入到志愿者的队伍里来，从而发展西部。《呼唤》的几个创办人，除了吴愚和席正园外，还有华东政法学院夏永恒、上海师范大学刘鹏、上海外国语大学朱强、上海大学朱浩、华东师范大学顾予强，在半小时内起草出了计划书，交与上海团市委金梅老师，得到支持。一到昆明，众人马不停蹄，重拟详细计划，在全体志愿者大会上宣告此事，分发计划书，向志愿者们约稿。　

　　但实际操作，又困难重重。志愿者被分派到各地，由于异地操作，文章与图片传输、排版、审稿都翻来覆去，极其烦琐。为了工作，吴愚自学排版软件，边学边用。办杂志资金是个大问题，首期刊印4000册，需要一万二千元。第一期没有样刊，难以使人相信，投资过来。但大家说，就算拉不到赞助，自己凑钱也要把杂志办出来。最后，就靠顾予强一层层的朋友关系，拉到杭州两家公司投资了一万元。还差的这两千元，吴愚就把学校发的奖金拿了出来。　

　　吴愚说他自己是二流大学专科生，又是安徽来的，起初没几人相信他真能带大家做出来。但每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到已逝的父亲，孤单的母亲，怎样也要争口气，要对得起手下那帮和他一起拼搏的兄弟。　

　　我理解这样一种状态。一边是被人理解为不可实现的，如同生活在空中楼阁的理想生活；一边是固执地不肯相信一切仅是虚幻，一定要实现的决心。我们都是同样的人。　

　　11月20日，我离开镇康的倒数第三天晚。吴愚下了班，倒在床上休息，马上又要去打篮球赛。我突然想起问他是怎么想来西部的。他说毕业那年，去听了上届志愿者的汇报，突然想到自己可以做个有用的人了，可以实现父亲的遗愿了。没想到的是，仅剩下儿子在身边的母亲鼎力支持。为了安慰母亲，他每天都会打个电话回家；而每晚固定时刻，母亲都会发手机短讯来鼓励他。每到那时，手机一响，他就知道是母亲发消息来了。我说，可你到了西部，被领导留在县里，不像我，没有下乡，就如同生活在上海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里，这里没有你机构照样运转，我身边有很多志愿者都迷茫了，不知自己来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