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赶到将要举办这次招聘会的城市的时候，雨还是在纠缠着我们。但招聘会还是如期举行。事后我想这次招聘会其实最应该去的是那些理发师们。因为你在招聘会现场看到的只有脑袋，看的时间长了，看到的只是一堆堆在你眼前晃动的头发了。或许只有理发师才会对这样的招聘会感兴趣。　

　　临近寒假的时候，我参加了学校举办的留校生招聘考试。我报考的是图书馆部门，和我做出同样选择的一共有二十四个人，但却只有四个名额。或许这个部门更适合女性，报考的二十四个人中居然有二十一个女生。这让我很是尴尬，我甚至想那些男生是不是因为不屑于和这些女孩子们竞争才报考其他部门的呢！这些女生大半是我校友，据我所知，校友中大半是没有异性朋友的。作家张贤亮在他的一篇名叫《青春期》的文章中这样写到，”男人没有异性可以追求，青春期就表现为对同性的攻击。“张先生的话总是一针见血，这正是我喜欢他文字的原因。只是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同样适用于女性身上。　

　　第一场是笔试——写作。考完后我”睥睨“了一下”群雄“，心中一阵窃笑。我当初报这个部门的时候，冲的就是这里面有一场笔试。我就是这样，手里拿着笔杆子的时候，便会很容易找到自信。　

　　第二场是面试。面试之前，我接受了一位朋友的建议，把自己从小到大一贯的长发风格改成了”莫西干“。看着一绺绺从胸前飘过的头发，我有点心痛。　

　　面试是在一间教室里举行的。开始之前，二十四人陆续集合于教室门前的走廊上。这是参加考试以来首次大集合。另外两位男生中的一位是外校的，显然没见过这种”美女“大集合的壮观场面。暗地里对我说，”乖乖，你们学校里真是美女如云啊！“在他说这句话之前，我的脑海里一直在苦苦思索着呆会儿面试时该说点什么自我介绍。他的这句话彻底打乱了我的思绪。剩下的时间因为这句话，我的眼光就一直没有离开过那些”美女“。我想我如果不表现出这种样子，他会以为我有问题。等到了评委老师的面前进行面试的时候，我的眼前还一直在晃动着那些美女的身影。尽管这样，这场面试之后，我仍是信心百倍。事实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将自己没有最终录取的原因归结为这之后的第三场考试——计算机操作。放完寒假回校以后，碰见了一位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内部知情人士，他一见面就不无遗憾的告诉我，”真不知道面试的时候你的眼睛都看什么去了？！你没有注意到讲桌旁边的地上放着两本书吗？如果当时你看到了这个，你只需要把他们捡起来，一句话都不用说，这时候我就该称呼你‘同事’了！”　

　　母亲显然很喜欢我这个新发型。事实上我狠心理掉长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不了母亲没日没夜的唠叨。我常想如果我的头发也具人性的话，它们早在我母亲的唠叨埋怨不满声中集体自杀了。　

　　正月十五一过，村子里的年轻人就走的差不多了，也带走了我在家的乐趣。按照学校的规定，十五之后，我也应该赶到学校报到上课了，但一方面临近毕业了，谁也不再把上课当一回事了，另一方面，一连几天绵绵不绝的阴雨天气让人实在找不到出门的感觉。寒假里同学之间打电话的问候语不再是”新年好“之类的话了，而是”你工作签了没有“，实际上往往在这时候我才会想起还有找工作这档子事。父母的意思是让我回家乡工作，几个姐姐更是早就嘱咐我以后一定要带好她们的子女，连才怀孕八个月的四姐也不例外。临近毕业了，寒假在家的时候，乡亲们见了面连称呼也变了，都是一口的”江老师“，上了点年纪的长辈更是冠之以”先生“的美誉。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让我对工作的事着那么一点点的急，惟恐到时候还找不到工作让乡亲们笑话。记得那一天是乡亲们见了面喊”老师“”先生“最勤的一天，原因是他们的孩子在这一天开学了。他们在这个时候往往比平时更能想起他们的邻居中将来可能是老师并且可能是他们孩子的老师来。乡亲们就是这样，在他们眼里，当老师或许不是一件最能赚钱的差事，但老师却是和他们孩子的未来最有关系的一种人。村长或是乡长到了村里，他们或许连门也不让进，但是老师就不一样了。　

　　从小到大，父亲最敬重的人除了他的父母就是老师了。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授课老师都曾上过我家吃过饭。父亲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希望老师平时能待自己的孩子严一点，学习抓紧一点。但事实上，那只是父亲的一厢情愿。偌大一个班级，几十个学生，当老师被同时给予了几十个同样的希望后，就必然注定了一部分的希望只能被忽视，甚至变成失望。我就是这一部分中的一个。当我最终明白读书其实是自己的事，老师的教只不过是决定事物发展的外因时，我便深深地为以前母亲为了准备一桌象样的饭菜招待老师而忙活上一整天的事感到不值。父亲敬重老师，于是也希望他的孩子将来能成为一名教师。他只是这样的希望，并且从没有把这样的希望说出来。他一向尊重自己孩子的选择。我选择了师范院校，可以说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但父亲却很高兴。事实上从小到大我所做的没几件事情是让父亲高兴的。看到父亲高兴我似乎也就高兴了。这就是我的家庭赋予我的品质。当初父亲年轻时曾有过做砖瓦匠的想法，但奶奶说那是一件既危险又吃苦的事，没让父亲去学，父亲也就很顺服的听从了奶奶。这种家族遗传的品质让我们家在外界获得了相当好的名声。上几辈的事我不知道，但父辈——父亲和大伯父　，都是乡亲们眼中孝顺老人的榜样人物。我想我以后也应该是。于是在到底去外面工作还是回家乡工作这两种选择上，我选择了后者。　

　　在寒假后中小学开学的那天夜里，父亲做出了一个决定：既然铁了心回来工作，那一切还是不能免俗，该花钱的还得花钱，该找人的还得找人。可是任我翻遍了族谱，能找到的最大的官也就是大伯父——当了几年的村支书。但中国人的亲戚历来有两种，一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就是后来认的，也就是所谓的“干”的。父亲想了大半天，终于想到了我还有这么个“干”叔叔。“干”叔叔有个女婿，在县里一个部门从政，好象还是个头儿。就这样我又多了个“姐夫”。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揣上几千块钱，带上母亲从乡亲们手里买来的几十个鸡蛋，就和那个“干”叔叔的“湿”哥哥上路了。干姐夫事先已经从他岳母那里知道了我们要去他那儿的消息，因此对于我们的到来，一点也没有现出吃惊的神色。干姐夫已经四十多岁了，冲那么大年龄的人一个劲地喊“姐夫”，自己都觉得恶心。几十年的从政经验让干姐夫成了一个看起来“讳莫如深”的人，什么话都点到为止，一点也不浪费更多的唾沫。但我堆起满脸恶心的微笑，把鸡蛋塞到“干姐姐”手里，把钱塞到干姐夫手上时，干姐夫只做了一个简单的比打太极拳还慢的双手往外推的动作。　

　　回到家，家里人都很高兴。既然人家收下了钱，这事就有希望了。带着这样的希望，我轻轻松松地踏上了去学校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