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12 08:18:00 来源:中国青年网 作者:李彦龙
早上6点,宁夏隆德的天色刚亮,罗捷起床洗漱,6:30准点达到教室检查学生到校及早读情况,7:10带领早操、安排值日,10:10带领课间操,12:00午饭,21:00检查就寝情况,24:00上床睡觉……与所有普通教师一样,罗捷一天的时间轴被设置了许多锚点,而这日复一日的生活,于他而言将会持续一年。
与罗捷同行的,还有23个人,他们共同组成了第19届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接下来一年,云南双柏、云南建水、贵州平坝、宁夏隆德将是他们生活与工作的地方。“在这里的每一天大约都是普通的相似的,但却都是闪闪发光的”,支教团成员卢荣荣说。
今天是他们第一次过教师节,对其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比我想象中的好太多了
图为南京大学第19届研支团服务地学校的环境。南京大学研支团 供图
一直以为所有的支教地,都是像电影《飞扬的青春》里描述的那样,有一个尽职尽责的老校长、两三个坚守的年轻教师、一群粘着泥巴又渴望知识的孩子,学校是砖瓦房,桌椅是破破烂烂的,黑板是坑坑洼洼的。就像朱思玥说的那样,“从一年前决心支教的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过‘清贫’生活的准备”。
一个月前,当这群“准老师”拎着大包小包到达服务学校时,却得到了意外的惊喜。和《飞扬的青春》里完全不一样,“学校环境优美,是按现代化校园的标准进行规划设计的,基础设施、教学硬件都比想象的要齐全完善”,“住的地方也较想象中宽敞舒适,并且可以自己做饭”,“交通也挺方便的,学校离县城不远,有公交车可以直达”。
基础设施的完善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社会各界的帮助,虽然距离大城市还有一定差距,但已经能满足基本的教育需求。“很多人的观念都还在停留,认为人烟稀少、穷山僻壤,房顶都没盖好的小平房才是支教,其实支教不只是物质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贵州分队的邹国强说道,“我们也在不断地思考,我们来支教,到底支的是什么?”
“那帮说普通话的又来了”
初来乍到,这些新老师们遇到的最大困难便是语言沟通问题。“教研组开会说双柏方言”,“学生发言说平坝方言”,“家长咨询说隆德方言”,“超市的阿姨说建水方言”。支教团成员每周都要去镇上的超市采购物资,去得多了,超市阿姨便记住了,“那帮说普通话的又来了”,她们总会这么说。
“我需要非常仔细地去听,来捕捉话语中的关键词”罗捷如是说道。云南双柏分队的张伟则表示“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会让我的学生在课堂上讲普通话,同时我也会在课后向学生请教学习,争取更快适应这里的语言”。
而对于来自河北的莫雪岩来说,最大的困难却是“不能吃辣”:“每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只能努力用目光分辨出自以为不辣的菜,但最终吃到嘴里还是辣的不行”。同样对于饮食不习惯的王姝力还坦言,自己的身体和皮肤也有一些不适应。
当时感觉自己可能教不好这群孩子
云南双柏分队的蔡澄在谈及开学第一周的感受时,用了一个词——手忙脚乱。他说:“从课堂上的频繁卡壳,到学生提问时的无言以对,再到处理一堆事情时的茫然无措,我感觉,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虽然是大学毕业生,在高中也配得上“学霸”的称号,但支教团成员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缺乏专业师范技能、缺少系统教学培训,在教学上还是个入门新手。
支教团总队长钟驰航分析了他与队员们在教学时遇到的最大困难:一是难以把握教学重难点和学生学习理解规律;二是学校的管理与考核对教学任务提出了严苛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
平坝分队的卢荣荣谈到:“我在讲练习册的题目,发现他们好多人不订正,也不改自己做错的题目,有些同学甚至不知道讲到哪一页。这让我既生气又难过,生气他们怎么能懒散到这种程度,难过自己讲题差到没有几个人能听懂。”
南京大学第19届研支团成员和当地学生合影。南京大学研支团 供图
教学上的碰壁让他们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当时真的感觉自己可能教不好这群孩子,比较崩溃。”云南建水分队的杨一帆说道。
在后面的几天时间里,支教团成员们去听了其他老师的课,也去请教了一些老教师,逐渐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速度太快,太过心急,没有给予基础薄弱的学生足够的耐心”等等。
他们针对问题及时作出了调整,“现在上课会非常留意大家的反馈,讲题目也会注意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发现孩子们积极性也越来越高,越来越配合”,卢荣荣很开心地说。
莫雪岩在发现“以为讲一遍他们就能听明白的东西,实际上要反复讲三四遍才能理解”后,也慢慢改变教学方法,重新修订做好的课件,调整教学内容。
“真的感觉非常有成就感,自己的心态简直是有了飞跃般的改善”。
我想抓住每一个机会改变他们
支教地的学生来自各个乡镇,不论是学习基础还是经济基础都不容乐观,疲于生计,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从小学起便开始住校,从小缺失父母的关爱。
“感觉他们缺乏一种目标或者说一种动力,好多孩子找不到驱动自己的一丝力量,所以暂且选择舒服的方式,浑浑噩噩地度着时光”。“想学习”、“自主学习”、“主动学习”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更像是天方夜谭。
朱思玥分享了她在课上的一个故事。
“班上有一个来自四川的女生,我问她‘你大学想考回四川吗’,她很坚定地说‘想’,末了,又反问我‘老师,你觉得我考四川哪所学校好’,同为四川人,我不假思索地告诉她‘考四川大学吧’,她马上一脸惊恐地回应说‘那可是一本啊,我怎么能考得上’。”那一瞬间,朱思玥明白,原来很多学生从一开始就已经把自己定位在了“成绩差”的行列里,甚至没有想过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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