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属于青海省西宁市的湟中县，坐落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来自清华大学研支团湟中分队的同学若从学校出发，需要辗转乘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与大巴，穿过崎岖的山路，才能抵达这里。而这条自东向西、横跨1660余公里的路，清华大学研支团走了20年。

　　1999年，第一届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杨海军在青海省民和县大庄乡初级中学支教1年。此后，自2002年起，清华研支团奔赴这场持续至今的“青春接力”，累计派出志愿者196名，先后服务于湟源县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第三中学、巴燕中学、大华中学、湟中县第一中学、湟中县职业技术学校（2018年1月更名为职业教育中心）。

　　“到西部去”不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成为一颗希望的种子，在支援祖国西部的清华大学志愿者的心里生根发芽。

　　新老师遭遇新问题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第一次听见这句话时，朱明媛内心怦然一动，从此将这行字印在脑海。

朱明媛给学生上课。清华研支团湟中分队供图

　　现任第22届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青海湟中分队队长的她回忆起当初选择支教的初衷，直言自己是被“星火传承的精神”所打动，“支教工作就是把火点燃，点燃偏远地区学生对外界的渴望，点燃社会对西部教育事业的重视。”

　　只是，尚无太多授课经验的大学生，教学手法与沟通方式都略显稚嫩，“如何最好地帮助到这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们”便成为每一届支教志愿者们刚抵达支教地点时，不得不思考的难题。用马晓东的话来说，就是“理想很美好，然后现实却给你沉重的一拳”。

　　尽管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面对英语单科平均分只有58分的第一次月考成绩，被孩子形容成“一看就很好欺负的女老师”的朱明媛还是感觉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

　　田中原三令五申“上课不许睡觉”，但在刚开始授课的很长一段时间，却总是免不了与一上课就“闭目神游”的学生“斗智斗勇”。“有一个周二，早上第一堂课，我在刚上课的10分钟里叫醒了四五位犯困的同学，这让我备受打击。”

　　有些学生在初中打下的基础薄弱，在理解理科的抽象概念时有些吃力。“比如‘物质的量’和‘摩尔数’。”高索芬说，“我在班里重复过很多遍它们的概念，但大家很难建立起从宏观到微观视角的转变。”

　　“理解是改变的开始”

　　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高索芬开始将一些生活中的例子结合到课堂里。“通过一些平常的事物去做类比，比如说通过一打鸡蛋引申到摩尔，或者将物质的量理解为一个箱子。”当全班都能正确理解这些名词时，已经过去了半个学期。“时间久没关系，好在他们都能够建立起化学思维上的转变。”

　　在她眼里，理解就是改变的开始。同样的道理，也体现在与学生的相处上。“要耐心将心门叩开，才能让光透进来。”刚抵达湟中一中时，高索芬就发现，这里的孩子们性格两极分化特别明显——要么很腼腆、内向，要么很叛逆、顽劣。

　　“有个学生，上课睡觉，不交作业，总是像在梦里，几次面谈都没有效果。就连班主任也劝我把重心放在想学的学生身上。”但高索芬不忍心就这样放弃。她留意到，这个男孩眼睛里总是红红的，她反复向其他同学打听后才得知，因为父母闹离婚，他整宿失眠。

　　“他说他很难过，每天晚上总是想到以前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生活，一直绞尽脑汁在想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所以爸爸妈妈才离开他。他难过到睡不着，好像读书也不知道是为了谁。”男孩说话时迅速转头看向别处，又飞快地用袖子擦掉眼泪，高索芬心疼不已。为了缓解他的失眠，高索芬特意买了一些蒸汽眼罩，在值周时偷偷塞进了男孩的宿舍。

　　朱明媛并没有在月考的打击里消沉太久，她和班里每一位学生一对一沟通，为他们分析每一道题的得分、错误原因、提高方法，询问他们英语学习的状态、对当下教学方式的接受程度和改进建议。

　　根据学生学习基础的差别，朱明媛开始尝试分层教学，针对性地布置不同难度的作业，坚持面批面改。“那段时间我和室友好几天没碰过面，连隔壁办公室过来串门的老师都说，感觉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就是我，建议我干脆顺便带个班试试。”

　　志愿者们的努力与温柔慢慢引起了“质变”。

　　“第2次月考，我带的班级英语平均分进步了12分，一跃成为年级第四名。”同学们也不再“欺负”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年轻老师。

　　因为上火，朱明媛嘴唇上曾经一连起了好几个水泡，显得有些“滑稽”，她一度想过戴口罩上课。但当她做好了全班会哄堂大笑的心理准备、走上讲台，却发现课堂一切如常。下课后，一个平时不怎么爱说话的女生突然来找她，把藏在身后的手伸到她面前，递来一袋打开的牛黄解毒片：“老师，我看你嘴破了，吃这个药很管用的。”她羞涩一笑，没等朱明媛道谢就转身跑开了。

　　朱明媛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被触碰了。“这么可爱的孩子们，我要对他们再好一点，帮他们再多一点，才不会辜负他们对我的信任。”

田中原在备课中。清华研支团湟中分队供图 

　　队员田中原、戴尚琪与刘博远也逐渐在一次次的试错中找到了适合的教学方式。随着教学经验越发丰富，再也没有学生在田中原的数学课上睡觉了，课堂上的氛围也逐渐热烈了起来。原本就与学生相差不了几岁的戴尚琪觉得，自己和学生们更像是朋友。他时常想起那个停电的夜晚，期中考试的落幕让平常紧张的学习氛围稍微放松下来，男生们默契地锁上教室门，女孩们起着哄让戴老师唱歌。月色正浓，那首他大一做社工时学会的《宠爱》，便融在了那夜的烛光和大家的笑声里。回到寝室，没尽兴的男生们还和戴尚琪比赛做起了俯卧撑。

　　“支教绝不是单向付出”

　　“支教绝不是单向付出。”刘博远用“宁静而充实”来定义这一年在西部支教的日子，“从大一第一次站上讲台，开始长期在打工子弟学校支教，到大二开始关心城乡教育公平，大三选修了社会学双学位，大四保研到教育社会学领域，再到参加研支团、来到湟中，每一段成长都在让我不断摸清自己的人生方向。在支教的道路上，我还遇到了许多和我一样渴望兼济天下的同仁，他们也不断为我带来影响，让我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定。”

　　积极的变化亦悄然发生在湟中县。“一家7口挤在3间屋子里，一间已经漏雨，另一间既是厨房又是卧室，‘客厅’只有炕和吃饭用的方桌，以及一个‘湟中造’煤炉。”这是第8届研究生支教团赴湟中职校队员贾曦深入牧区做家访时看到的情形。一晃13年过去，当朱明媛所在的第21届研支团抵达湟中一中，见到的却是无论是环境还是硬件设施都可媲美“缩小版大学”的校园。

　　“参加支教之前，脱贫攻坚对于我们来说，是国家的一项政策、新闻的一个标题，感觉离我们非常遥远。而当我们真正来到支教地，行走在田间地头开展调研，走村入户与老乡促膝交流时，才深切地了解和感受到国情民情，认识到脱贫攻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朱明媛也把“接力教育扶贫”扛在自己的肩膀上。

　　10余年的支教中，清华研支团见证了湟中从国家级贫困县到脱贫摘帽、撤县设区、全面小康的历史巨变。“扶贫先扶智。”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青海湟中分队的志愿者们用教学成果践行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接续完成这场教育扶贫的实践。

　　2020年4月28日，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青海湟中分队获得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的中国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这枚奖章里是196个年轻人沉甸甸的成长记忆。

　　“做一件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是不求回报的。”周璇是第14届研支团赴湟中一中队员，一年的支教生涯结束后，她决定用一生去践行她的教育理想。

　　第18届研支团青海分队队长马晓东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他加入研支团，“回到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当我有了自己的羽翼，尽管它还不是很丰满，我还是要回到家乡，去告诉那些和我一样的学生，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

　　2011年，毛雯芝从湟中来到清华，2015年，她又从清华回到湟中。高三时，毛雯芝得到了清华研支团的强化辅导，考上清华大学。毕业后，她递交了第17届研支团申请书，没有丝毫迟疑。她心怀感恩，想把这份爱在大山深处传递下去。她曾经是他们，而他们身上一定还会发生“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故事。

　　“支教的关键词是传递。”戴尚琪与高索芬希望将“始终在路上”与“对世界和知识保持好奇”的理念传递给支教地的学生们，清华大学“行胜于言”的校风更是通过这群始终满怀热情且有探索精神的志愿者们，在长达20年的“青春接力”中被践行。

　　“教育是人类社会一种特别美好的希望。”朱明媛在日志中写到，“我们乘愿而来，我们满载而归。年年如是，这便是坚守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