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服务于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的2025年西部计划志愿者，一名财务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你问我一个学财务的跑来边境县做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做一颗螺丝钉，一颗拧在“卫国戍边”这台大机器上，不起眼，但绝不能松的螺丝钉。

　　宽甸满族自治县在鸭绿江中下游，和朝鲜隔江相望。河口断桥就在这儿——当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地方。2025年，有2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分散在各个乡镇，有人教书，有人跑田埂，有人在服务窗口，干的活儿不一样，但有一点是一样的——我们都站在边境线上，我们都被叫作“戍边人”。

　　在这里，我是参与者，也是记录者；是服务者，也是成长者

　　我的日常工作分两块：一是全县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联络工作，二是宣传工作。听着不复杂，干起来才知道，这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的道理——你得把自己拧紧了，别松。

　　我的手机从来不关静音，半夜响起是常事。“姐，请假条找谁签？”“姐，三方协议这条什么意思？”“姐，我有点想家了。” 最后这条，通常出现在晚上十一点以后。

　　我从来不烦。因为我想起自己刚到宽甸那天，住在了学校的学生宿舍，暑假期间偌大的校园只有我自己，心里空落落的。看着四面的大山，迎来了人生第一次手足无措的大哭。那种感觉我记得很清楚。所以我知道，当一个年轻人拖着箱子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县城，他最需要的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有个人跟他说：我在这儿，有事找我。

　　卫国戍边，不一定非要站在边境线上站岗放哨。把“卫国戍边”的责任，落实在每一次贴心的服务里，让每一个奔赴边疆的年轻人都能感受到组织的温暖，让他们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本身就是一种“戍边”。

　　而我做的另一件事，正在把这些记录下来

　　宣传工作，起初在我手里只是一台相机、一支笔。拍活动，写稿子，排版，发布。一开始，我把它当成任务来干。可拍着拍着，镜头里那些人让我挪不开眼。今天是带着青年去敬老院做义工，明天可能是走访困难儿童。这些画面存在相机里，也铭记在我心中。

　　一天傍晚，我翻看往期推送的存档。屏幕上的照片一张张滑过，我忽然发现，许多志愿者的脸上有了一种说不清的变化。刚来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里带着些怯意，像新栽的树苗不知往哪儿扎根。后来的照片里，他们的肩打开了，笑起来的嘴角是踏实的。有人站在讲台上，粉笔灰落在袖口，眼里是笃定；有人在田埂上跟老农比划着什么，裤脚沾满泥，笑得坦荡。这种变化，比任何总结报告都真切。我用相机把这段从“江畔客”到“戍边人”的路，一步步记录下来。

　　我慢慢懂了，宣传不是架在云端的喇叭，而是一面镜子，把青年身上的光反射出去，照见更多人。共青团宣传工作对青年的浸润，不是靠喊出来的，而是在一次次的拍摄、一篇篇的稿子里，悄悄地渗透进去。

　　初中时读《我们播种爱情》，小说名为“爱情”，但内涵远不止男女之情，而是被升华为一种更广义、更崇高的大爱。西藏农场的风沙、铁犁划开的冻土、主人公蹲在田埂上捧起一把泥土的样子，都让年少的我隐隐约约触碰到一种很重的东西——那不是少年人惯常想象的儿女情长，而是青年把掌心贴在祖国大地脉搏上感知到的温度。我在宽甸的日日夜夜里，时常想起这本书。

　　我们这群人，不在西藏，却做着一样的事，不也正是在播种吗？播下去的是年轻的自己，收获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也许是韧劲，也许是懂得，也许就是爱。有个志愿者跟我说，她刚来的时候天天想走，现在服务期快满了，她申请了续签。我问为什么，她说不上来，就笑了一下。那一下我懂了，她把自己种下去了，根已经长出来了。

　　我觉得联络工作是关心着这些播下去的种子，看他们破土，看他们抽枝，而宣传工作则是为这些珍贵的生长时刻存些底片。

　　我并不是什么重要角色。我就是那个在宽甸守着电话的人、举着相机的人，深夜对着电脑页面调整排版的人。但我知道，机器运转时，一颗螺丝钉也不能松。所以，我得把自己拧得紧一些、再紧一些。

　　再过几天，新一批西部计划志愿者就要来了，我也可以举着牌子站在出站口迎接他们，看他们提着大包小包，脸上或许带着和我初到时一样的表情——兴奋里藏着紧张，期待里夹着茫然。

　　我会朝他们挥手，说：“这边，跟我走。”

　　这句话，我还要说很多遍。因为我是那颗拧在边疆的螺丝钉，不能松，也不会松。

　　本文作者：张丹妹，2025年西部计划志愿者，现服务于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