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这句话被无数西部计划志愿者记在心里，也成为他们出发的理由。他们各有迷茫、各有坚守，在基层烟火里，书写了一段段独一无二的西部故事。

　　据统计，自2003年西部计划启动以来，已有数十万名青年踏上西行之路。因为一部电影、一封学姐的来信，甚至一个模糊而坚定的念头，他们背起行囊，坐上西行的列车。

　　“一鼓作气”的选择

　　陈琪来新疆的契机很浪漫——因为电影《我的阿勒泰》，她想来新疆看看。学校党委书记打来电话说有新疆西部计划的专项名额，她便“一鼓作气”报了名，连家里人都是在她快报到时才知晓她的决定。每当有人问她为何甘愿扎根偏远南疆时，她总淡然回答：“因为我是一名党员。”

　　不必追求惊天动地的功绩，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做一颗踏实安稳的螺丝钉，就是她心中青年党员应有的担当。

　　来之前，她已经收到了公司的offer。“我确实犹豫过，”陈琪说，“但是我觉得20岁出头正是闯的年纪。”她记得西部计划那句很出圈的话——“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她想，相比于在城市工作，基层历练能让自己的二十几岁更有意义。

　　崔瑞坤的出发则源于一个学姐的朋友圈。那位学姐在新疆支教，朋友圈里有雪山、美食、小朋友们围着她笑的照片。但真正触动崔瑞坤的，是学姐服务期满时写的一段总结——“没有宏大叙事，全是细微的真心”。她反复看了好几遍，心里有个声音说：“我也想去。”没有哪一个瞬间让她“下定决心”，只是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晰，清晰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已经通过了面试。

　　周宇的选择更干脆。2021年大专在读时他应征参军，在武警吉林总队长春支队服役两年，退役后复学。2024年实习期间偶然了解到西部计划，“不假思索就咨询报了名”。在他心里，报效祖国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辽阔的边疆、淳朴的农牧民，正是他一心想要奔赴的远方。他身上有几分“浪漫主义和牺牲奉献的劲儿”，加上退役军人吃苦耐劳的底子，他自信扛得住只身闯西部的苦。
　　父母的“说服”与“被说服”

　　得知自己的孩子要去西部，家人的反应各不相同。

　　陈琪的妈妈起初并不支持：“你这姑娘又瘦又小，别过去了吃不惯，身体遭不住……新疆实在是太远了。”但陈琪做事习惯“先斩后奏”，“就算我妈不同意我也会来”。作为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她笑着说：“我妈虽然不同意，但也会自己说服自己，最终会同意的。”

　　崔瑞坤的父母态度则有些矛盾。白天他们说：“支持你，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吧。”到了晚上又开始叹气：“真的一定要去吗？别的地方不行吗？”她知道，他们不是反对，只是舍不得。

　　周宇的父母格外开明。母亲先说：“儿啊，天高任鸟飞，小伙子趁年轻就该自己去闯。”父亲起初对新疆有些顾虑，直到学院团委老师亲自联系他，让他了解到新疆社会治安良好、各民族安居乐业的情况，父亲悬着的心才算彻底落地。

　　初到：打破“刻板印象”

　　陈琪出发前，对新疆基层有着“很深的刻板印象”，到了才发现，项目办在生活上给了志愿者足够的保障，“住得比大学宿舍宽敞”，县上村里也有很多饭馆。她原本还悄悄学了几句维吾尔语，结果她说“喀什的国通语普及工作十分到位，我反正是没用上”。

　　周宇初到阿勒泰，抬头看到的是透亮的蓝天，远处是层叠的山。“对当过兵的人来说，吃住本无挑剔。”他原本憧憬的是“背着包骑着马，跟农牧民一块儿生产劳作”，结果团委领导看了他的履历，决定留他在团市委。

　　崔瑞坤到新疆的第一顿饭有些“敷衍”。负责人看到后关切地说：“志愿者大老远来到这里，就这么敷衍他们到这的第一顿饭吗？”那一刻她确认了一件事——“这里的人，很在意我们。”

　　困难与成长

　　理想落地，总会遇到具体的问题。

　　陈琪学的是秘书学，刚到新疆时做的多是文职工作——“写总结、写简报、写领导发言稿……”她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好像自己并没有给边疆作出多大的贡献，没有获得想象中的成就感。”
　　后来她主动找领导沟通，换到业务单位，去了疾控中心，配合科室去学校做学生体检，去工厂和工地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配送疫苗。

　　“一天跑完巴楚县所有乡镇卫生院！”回头看，她发现文职工作和业务工作“对基层事业的贡献都是不可忽视的”。她始终牢记辅导员的叮嘱：“党员不是一个称号，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下乡开展健康宣讲时，她把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一位维吾尔族大叔听完连连称赞：“丫头说得清楚，我全都听懂了。” 那一刻，她清晰感受到胸前党员徽章沉甸甸的分量。

　　崔瑞坤分到了宣传岗，但她大学的专业是软件工程——拍片子、写稿子、做策划，“样样都是从零开始”。有一次剪了好几天的片子被反复退回重改。那几天她确实动摇了：“我一个学代码的能做得了宣传吗？”幸运的是，单位同事不会催促、否定她，而是手把手教她拍摄、调色、撰写宣传文案，给足了她试错、成长的宽松空间。在一次次打磨、练习中，崔瑞坤慢慢读懂了镜头与文字里独有的温度。“没有人催我，没有人否定我。”

　　周宇的挑战来自另一个方向。第一年他负责服务管理阿勒泰市三百八十多名志愿者，但他发现队伍中个别志愿者日常工作敷衍应付，他想过各式各样的办法去解决，但最终都没有得到切实的反馈，那段时间他甚至想过调岗“躲清闲”。

　　但周宇最终没有走。他开始调整工作方式，“在规则之内有情有理地把事办妥”，“斗争的决心还是不灭的”。

　　那些被记住的瞬间

　　真正让志愿者“爱上这里”的，是许多细碎的瞬间。

　　让陈琪最难忘的事，发生在巴楚县一所小学。她作为科学宣讲老师去讲课，提问时说了句“这位举手的小帅哥”，全班哄笑——“琪琪老师，她是女孩子！”“我当时很怕自己的无心之举给这个小女孩留下阴影。”她赶紧道歉，然后当着所有小朋友的面夸她很勇敢，“我说我一直很想剪短发，但是没有勇气”。最后小女孩笑了，全班给她鼓掌。

　　崔瑞坤有一次去学校做活动，一个特别内向的小女孩悄悄走到她身边，摊开手掌，里面是一枚小小的贝壳——新疆没有海，孩子们对大海有着天然的向往。她低着头不说话，把贝壳塞进她手里就跑开了。还有一次，一个小朋友用手语比画了一句话：“老师你笑起来真好看，就像太阳一样。”“那一刻我眼眶发热，”崔瑞坤说，“我只是站在那里，就被这样真诚地喜欢着。”

　　周宇第二年主动申请下乡镇，负责助农工作。他帮牧民大叔联系买家，卖出了好几只羊；带着村民赶集摆摊，一块儿吆喝推销，“四十公斤奶疙瘩没一会儿就卖光了”。哈萨克族阿姨给他打自家做的酸奶，用不流畅的普通话说着：“不要钱，喝吧。”温热的酸奶入喉，那一刻，他真切读懂了“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沉甸甸的重量。
　　“这里，也选择了我们”

　　服务期将满，志愿者都在思考“留下”与“离开”。

　　陈琪的妈妈态度变了。第一年还经常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解约”，第二年竟主动说：“看你第一年待得也挺顺利，如果有合适的工作机会，留在这里也不是不可以。”陈琪有点“难过”，“觉得我妈不爱我了”，但她也明白，这正说明西部计划的重要意义。

　　崔瑞坤的父母在她服务半年后见到她，只说了一句：“你现在成长了很多。”没有更多的话，但她知道，他们放心了。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句话被反复提起，也被反复追问。来之前，崔瑞坤觉得这句话“热血、浪漫”；来之后，她才真正读懂它——“它不是一句口号，是新疆傍晚九点的夕阳，是孩子塞进我手心的那枚贝壳。”

　　周宇说：“毛泽东同志曾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如果你想了解基层却摸不着头绪，一定要亲自来走一趟，扎进实实在在的生产劳动里去。”

　　陈琪想对正在犹豫的学弟学妹说：“如果你想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西部计划不会辜负你的期待。”

　　二十三年，数十万人，一场关于青春、选择与奉献的接力赛，正在这片占祖国六分之一土地的辽阔疆域上续写新的篇章。

　　正如崔瑞坤所说：“我们选择了这里，而这里也选择了我们。若干年后回望，这片土地会记得，有一群年轻人，曾把最赤诚的自己，种进了大漠的风里。”（程义天 马若汐  米娜瓦尔·努尔麦麦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