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本禹决定要用自己的方式帮帮这些山洞里的孩子。不久，一支由五人组成的“暑期支教团”成立了，徐本禹任团长。他开始在学校里为岩洞小学募捐，号召大家和他一起利用暑假时间到贵州支教，“给孩子们带去一些希望”。

　　来不及收拾行李，徐本禹就和同学们赶往了岩洞小学，然而眼前的一切让徐本禹惊呆了，“岩洞里的教室仅仅是用两堵一人高的墙隔开的，中间是过道；学生上课使用的黑板是用两根棍子搭在岩洞上的木板，屋内没有照明，从黑乎乎的洞里仅能看到一小块天空……”学校条件如此，学生的状况更不容乐观，他们不会唱国歌，也听不懂普通话，学习成绩更是很差。

　　二十多天的社会实践一晃就结束了，因为要准备考研，徐本禹决定回学校。“要走的时候，孩子们都很舍不得，我也是。”徐本禹说。“他们不停地问我‘徐老师，还回来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觉得没办法拒绝。”

　　看着孩子们一双双纯净如山泉、明亮如水晶的眸子，眼神中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外面精彩世界的憧憬。徐本禹感到自己有一种无法回避的责任，他大声告诉孩子们：“明年我毕业了一定回来教你们！”

　　“有的人一辈子收获不了一滴眼泪，可这一个暑假，我几乎每天都被感动包围，收获着泪水。”孩子们的泪水就像山泉沁进了徐本禹的心田。他知道，总有一天会长出新芽。

　　为了孩子们的“春天”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徐本禹终以372分的高分考取了本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还没等同学们来祝贺，徐本禹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决定：放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去岩洞小学支教。

　　有人说徐本禹应该改名叫“汝本愚”，因为这样做太愚蠢。国家培养一个本科生的成本需要4.5万元，这还不包括学生家庭的投资。回报社会的方式有很多，可是他却选择了性价比最低的一个方式。

　　电话那头，听到这个消息的父亲很生气。“望子成龙”一直是父亲最大的愿望，对于儿子的选择，父亲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电话这头的徐本禹哭了，因为他知道父母为了培养他，几乎耗尽了心血和家庭所有。

　　然而徐本禹还是回到了狗吊岩，他说：“我记得当时在岩洞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走进教室，就看到黑板上歪歪斜斜写着几个字‘我发现了春天’我不知道是哪个学生写的，但是我当时就哭了，我就在想‘孩子们的春天在哪里呢？’”“我一定要帮帮他们！那时，我第一次有了毕业后回来支教的想法”。即使时隔数载，徐本禹在说起当时自己的决定时，眼神中依然闪烁着坚定的目光。

　　为了孩子们的春天，也为了自己的承诺，徐本禹回来了。当徐本禹决定放弃学籍去支教的事在华中农大传开后，很多人为之感动并主动追随。学校为此破天荒地做出一个决定：为他保留两年研究生学籍。

　　2003年7月16日，徐本禹带着3000册图书和7名志愿者再次回到了狗吊岩。然而他却不知道，无尽的孤独和寂寞，难言的艰难与困苦正在不远处等着他。

　　一个孤独的坚守者

　　2002年暑假在狗吊岩支教时经历的痛苦，曾让徐本禹觉得“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困难能压倒我了”。然而正式支教后，所遇到的困苦还是超过了他的想象。

　　尽管自己也是苦孩子出身，但是这里的苦还是有些难以承受：粗糙的玉米渣和酸菜汤是一天的主食，缺油少盐，难以下咽，不时还有苍蝇掉进碗里；晚上睡觉时不时有跳蚤和臭虫往身上爬，咬得人浑身疙瘩，无法入睡。此外，还有在这差异巨大的周遭环境里长期生活造成的心理和话语的障碍才是最让徐本禹痛苦的，甚至很难融入。

　　“狗吊岩是一个几乎封闭的‘孤岛’。这里不通公路、没有电，更别说电话，寄一封信要跑18公里崎岖的山路，我那时只有通过写日记和一遍一遍地翻看照片来排解寂寞，当时最多的时候一天写7封信。”徐本禹对记者说。

　　在狗吊岩，徐本禹一周要上六天课，一天上课时间达到了8小时。徐本禹负责五年级一个班，除了教语文、数学外还要教英语、体育、音乐等。由于信息闭塞，学生不了解外面的任何东西，一篇200多字的文章出现20几个错别字是很正常的现象。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问全班40名学生中有多少人听说过雷锋，结果只有4个人知道；全班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焦裕禄；只有一个学生听说过孔繁森，我心中有一种钻心的痛，我不知道这些孩子应该从什么地方教起。”徐本禹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