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团中央的统一部署下，2011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新一批志愿者出征、培训已于7月底开始，8月初将赶赴在西部的服务岗位。触景生情，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作为曾经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不禁回忆起自己的那一段西部支法岁月。2009年8月初，我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从上海来到了千里之外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服务于梁河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2010年7月底，志愿者服务期满，返回上海，时至今日，一年的西部支法刚好过去了整整一年。“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又在耳边回荡起来，伴随着这一时代强音，一年的西部支法岁月在迷人的孔雀之乡德宏、美丽的葫芦丝之乡梁河的山山水水中慢慢勾勒出时光线条，昨日重现于脑海之中。

　　2009年的暑假，为实现支援西部法治建设的理想，在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刚读完硕士二年级尚未读三年级的情况下，我开始了我的西部支法之旅。西部支法之前，我已经以392分一次性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我认为自己凭此能给法律人才奇缺的西部边疆带来很大帮助，但是，西部支法伊始，就发现自己错了，就像自己有次接受《春城晚报》时说的那样“很遗憾，3个月来我从岗位学到的东西很多，我能给予的帮助反而很少。”现在回忆起，这整整一年的支法大致也如此，除了几个大案之外，似乎显得平淡无奇，不如西部的那些人那些事在脑海中激起的浪花大。因为，西部的那些人一直在真诚热情地帮助我、关心我，那些人既有西部检察院的同事，也有西部的普通人民群众，也有同在西部的志愿者朋友们，与他们的那些事难以忘怀，我似乎不是在支援西部，而是西部在支援我，想对他们说“幸好有你们”。

　　服务所在地梁河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地处滇西抗战中的必经之道高黎贡山，是靠近缅甸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当初自己是被上海共青团随机分配的，用当地人的话说，我是被“发配”边疆的，对于生在江苏，求学于武汉、上海的我来说，对这里夹杂着好奇与陌生。同时还对这一陌生的边疆存有那么一点畏惧，那里是毒品和艾滋病的重灾区，在昆明进行志愿者培训时，老师说中国的毒品有70％来自云南，而云南的70％毒品又来自德宏州，而艾滋病往往又与毒品相伴而生。就这样一个令人好奇、陌生、畏惧的边疆，我却越来越发现这片土地的美、留恋这片土地，现在我的心依然与这片土地在一起，因为从一开始就有人与我同在，我的生活、学习和支法工作就一直处于处于被帮助、被关心之中。

　　至今还记得很清晰，2009年8月3日，检察院政工科的杨恩艾科长亲自参加县团委的志愿者欢迎会迎接我，这位白族干部热情地帮我拿行李装上车，在车上对我想到公诉科服务的愿望大为赞赏并表示将积极安排。杨科长驱车将我带至宿舍并为我安排好当晚的住宿，告诉我如何到食堂就餐，还对我说“边疆条件艰苦，经济落后，受委屈了”。此后的日子里，杨科长常抽空到我宿舍或办公室嘘寒问暖、拉家常，对我说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他都尽量满足。记得厕所灯不亮了、宿舍门锁坏了，是杨科长找人来修，没电脑工作，也是杨科长帮我找，以便我工作。新一轮西部计划启动后，忽然发现那天的迎接显得弥足珍贵，因为我是杨科长代表检察院迎接的最后一个志愿者，那一年去县检察院的志愿者仅我一人，整个云南省在检察院的也就八人，没想到会成为最后一批，开展了6年之久的西部计划检察院岗位随着西部的发展而成为历史，于此，我的回忆似乎也有所必要。

　　西部生活刚开始的那段时间，还是有点不适应的。由于云南的自然条件，宿舍的桌子上、床边经常出没大量蚂蚁，蚊帐、墙壁上总有很多蜘蛛、小壁虎逗留，在宿舍外边与蛇也邂逅几次。逐渐习惯了与蜘蛛、小壁虎和蛇的和平共处，但是蚂蚁一直烦人。公诉科的同事孙玉清，这位傣族姐姐，知道的我烦恼后，从家里给我带来了当地特有的杀蚂蚁的药，带回宿舍用了几次，后来蚂蚁很少出来烦我了。刚开始身体似乎也不适应，不断出现小状况，到岗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开始长智齿，导致刷牙、吃饭都很疼，一天中午在食堂吃饭时，侦监科的李思锦知道了病情后，吃饭后悄无声息到药店买了一盒甲硝唑片，吃晚饭时给了我，令人感动。

　　又过了一个多月后，大腿内侧莫名其妙地起了一个小瘤，起初没当回事，照旧上班，拖久后病症加重，疼痛的走路都成问题，但是自己总是再等等的心态，不愿就医，后来是公诉科科长施阳娜、副科长陈新华逼着我去看病，彝族大哥陈新华还将我送至县医院。由于当地的医疗条件，也没查处出个什么明目，就是用刀简单地刺破小瘤，好在病愈。

　　起初，不太熟悉环境，吃饭有时也成问题，因为周末食堂不做饭，通常就靠饼干、方便面过日子。但是，幸好此时总有人惦记着我，公诉科的缪祥玲、办公室的寸永红经常打电话叫我去一同吃饭。

　　西部支法的上半年，我还在焦头烂额地写硕士毕业论文、准备博士入学考试，幸好有人支持我帮助我。我经常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在办公室写论文，缪祥玲和爱人张林刚好在准备司法考试、自学考试，三人一起学习，互相督促，良好的学习环境让我的毕业论文如期完成。后来，为赶回上海参加母校的博士生入学考试，需要乘汽车去昆明再转上海，但是，那时碰巧是景颇族的目脑纵歌节，全州放假，去昆明的人太多，梁河至昆明的票已售罄。为赶时间，我求助于家在腾冲的马龙、家在芒市的张盛两位同事，得知腾冲的票也售罄，好在芒市略有余票。第二天，傣族同事张盛在芒市将我送上至昆明的汽车，十多个小时后成功到达昆明。再后来，又是博士生复试，那时又碰巧遇上傣族的泼水节，同样是全州放假，梁河至昆明的票已售罄，这次幸好有施阳娜科长的帮助，她刚好利用假期去昆明参加学习，人已在去昆明的车上并即将出发，她在和我紧急通话之后，请司机捎上我，在汽车即将离开县城之际，我急匆匆地上了去昆明的汽车，在车上施阳娜帮我核对复试的材料，生怕我带漏。虽然已无卧铺，但是与司机一同坐在车头，在高黎贡山上一睹夜间山色也算是一种享受。十多个小时的坐行后，到了昆明，施阳娜又请我吃饭，又陪我排队买火车票，庆幸买到了当晚至上海的票，如期回校参加复试。

　　西部支法期间恰逢欧洲冠军杯、2010年南非世界杯，在检察院同事的相伴下，经历了高黎贡山下的欧冠、世界杯。反贪局局长邵曰生，新进的年轻同事杨清礼、刘云斌、马龙，上一批的志愿者庞雪峰，我们常在茶余饭后互相传递比赛信息、聊聊球赛，我们有时还一起跑到门卫室那里拉着门卫大叔一起看球赛，大叔即使看不上其它节目也是憨厚一笑。虽然看球赛的条件有限，但是幸好有他们，高黎贡山下的世界杯才那么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