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浙江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湄潭分团的牵线联络下，浙江省云惠公益基金会对贵州省湄潭县的两所高中（求是高级中学、湄江高级中学）的近50名贫困学生进行长期资助。

图为浙江大学研支团成员走在家访路上。浙江大学研支团 供图

　　那些被资助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带着这些疑问，近日，浙江大学第19届研究生支教团湄潭分团（一下简称我们）和浙江省云惠公益基金会共同开展了走访受助学生家庭活动，深入了解那些被资助的学生，关注他们的思想、学习及生活情况，探讨公益助学的实践与思考。连续四周，16个家庭，我们发现了很多“资助”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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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是资助方在遴选受助对象时的标准。但每一个家庭的难处何在，每一个学生是否存在其它心理上的困境与无助？如果不通过深入的家庭走访和当面交流，这些信息是很难被学校和助学机构了解到的。“助”字从力，或许也昭示着助学行动无法仅靠金钱，而是需要公益人士付出更多的气力、精力与智力。

　　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愈加深刻地认识到家庭教育对子女品性养成的重要性。性格特征可能各异，有些学生乖巧懂事，有些学生乐观坚强，但他们积极的一面大多可从父母或监护人身上承袭而来。

　　即便常年在外打工，无法陪伴左右，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却可以突破距离的限制：

　　“多久和爸爸妈妈联系一次呢？”

　　“宿舍里有固定电话，几乎每天都要通话一次，周末的时候会用外婆的手机跟他们视频。”

　　即便文化程度不高，无法指导学业，父母对教育的重视却可以激发学习的斗志：

　　“只要娃儿读书好，我们累点苦点没得关系。”

　　即便自己疾病缠身，无法承担重负，父母对人生的态度却可以唤醒前行的力量：

　　“我们也不用政府的帮扶，人还是要靠自己。”

图为受访学生家墙上贴的作息时间安排与提示。浙江大学研支团 供图

　　在走访的受助学生当中，章平生（化名）和他的爸爸是尤为典型的一例。

　　章平生的家地处偏僻，在手机地图上都无法准确定位。章爸爸在镇上接到我们后，骑着摩托车在前方带路。盘旋迂回的山路上，我们驾车行驶了十五分钟有余，又在无法开车的泥泞小路上徒步了十分钟，交通的不便远超出了原先的预想。

　　在一座坡坡上，老旧的房子孤零零地立着，只能听到周围的虫鸣鸟啼。章平生由于补课不在家，他的妈妈也在县城做清洁工。一落座，我们忍不住问章爸爸：“从家里到镇上的公交站，走路要好久？”“2个小时。所以我不到外面打工，留在镇上开摩的，主要还是为了能接送孩子上学方便。”尽管做摩的司机一天只有不到上百的收入，但为了还在读高二的章平生和上初三的女儿免去山路之苦，章爸爸这么多年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他六年级的时候跟我说，想到县城一个最好的初中学校念书，那个时候我跟他讲，‘如果你考到了年级前十，爸爸就一定送你去。’最后他还差几名，但我还是让他去了那所学校，后来他也一直做班长，在班上同学们也都挺服他的。”因为章爸爸一直都有着一份信念，孩子如果有自我向上的想法，大人就算拼尽全力也要支持满足。

　　浙江大学研支团成员、浙江省云惠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在家访中与学生家长进行交流。浙江大学研支团 供图

　　在交谈的过程中，一位学医的走访者注意到了章爸爸的右眼有疾。“您的视力还好吗？”“右边看东西会有点糊，问题不大，就一直没去医院。”其实明显可以看出章爸爸患有白内障的迹象，或许他本人也早已自知，但忙于生计、畏于就医，可能让他选择置身体于不顾，在尚有劳力的壮年多为子女挣得积蓄。我们只能在离开前反复劝告“尽早治疗，不要拖延”。

　　翌日，我们在学校见到了章平生，一如他父亲那般的健谈、阳光。“我家虽然穷，但没有关系啊，家里很和谐，以后我可以挣钱。”他笑着说。他的话语以及说话时的神态，充满着让人心生佩服的青春无惧。

　　留守、单亲、因病致贫……这些复杂的情况也许曾经或正在给他们带来伤痛，但逆境使人更快成长成熟。只要家庭教育不缺位，学校、社会再予以一定的支持与呵护，对他们的未来是可以且应该有信心的。“人不能选择出身，但可以依靠自己改变命运。”对于这些学生，我们总是会愿意给予他们更多的精神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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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建立合理的指标认定受助对象，如何引导受助学生正确使用资助金？一直是个不好解决的难题。某些团体大张旗鼓进山区、大办仪式发放助学物资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合照当中孩子们强颜欢笑的样子让人更为心疼。助学的每个环节稍有不慎，都可能会对被帮扶者的心理造成二次伤害。少一些自我感动，多一分尊重与同理心，以科学有效、润物无声的方式去实现人文关怀，或许能让助学活动开展得更为妥帖、更有温度。

　　上个学期，基金会将助学金划拨学校，然后由学校按月打入学生的校园卡，全部用于资助学生的在校生活所需。不办仪式、“隐形”帮扶，在完成“规定动作”之外尽可能保护受助学生的个人隐私。在走访过程中，我们也了解了学生的在校日常开销，勤俭节约、用之有度几乎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共性。

　　“每个星期从学校走路回家，省一些车钱。”

　　“娃儿在学校一个月大概花150元，上学期卡里的资助金也还有得剩。”

　　“学校的普通食堂是五块钱一餐，也有好一些的食堂会贵点，我一般就去普通食堂吃。”

图为受访学生家墙上贴满的奖状。浙江大学研支团 供图

　　李安然（化名）是众多受助学生当中，让我们特别揪心的一个。

　　当年，李安然的母亲在生下她不久后病逝，其父也随之远走失踪，17年来杳无音讯。所幸的是，李安然的姑婆姑公将她抚养长大，视如己出。特殊的家庭背景令我们在访谈问询中格外地谨慎小心，但看着十分要强的小姑娘还是因为想到了伤心事而落下了眼泪。同行的基金会徐老师将她带到屋外单独散步谈心，姑婆姑公才与我们讲起关于她的更多状况。

　　“我们就当自己的娃儿，但她对过去的事还是敏感。”

　　“周末回家也是一个人在屋里头，都不出去跟其他同学耍。”

　　“姑娘自尊心很强，这个助学金也是了解情况的班主任劝着帮她申请的。”

　　母亲早逝、父亲无迹可寻，这样的变故无论落在谁的头上，都是无法抹去的打击。更何况还是对一个正当花季的少女，难以愈合的创伤带来的是间隔的阵痛，这不是一笔助学金或是三两句宽慰话所能抚平的。临走前，徐老师一再告诉李安然“过去的事没法掌控，但你可以把握好自己的未来。”她拭着泪痕点了点头。我们也留下了她的个人联系方式，希望能找到更为长效的个性需求照顾和更为专业的心理健康疏导。

　　浙江大学研支团成员、浙江省云惠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与受访学生进行交流。浙江大学研支团 供图

　　助学需要平常心，它不是一种施恩，也不应抱有对方必须回报的心态。在关怀学生的时候，不仅要注重公平和效果，还要讲究方式和方法。我们在走访中多用聊天式的交流进行，引导学生聊聊自己的学习、讲讲自己的困惑，用一种对等的姿态让他们打开心扉，表达诉求。对于特殊的学生，更应多一些换位思考、多一些走心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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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情怀的人就能参与公益，怎样的助学可以达到效果的最大化？在互联网背景下，每一个人似乎都能透过指尖参与公益，但我们又很少提及这些项目的执行机构，也很少去思考它背后的运作机制，以至于当“公益组织和项目同样需要运营成本”的基本事实昭然若揭之时，大家又都表现出愤慨不解。诚然，我们都希望每一分善款都能“花在刀刃上”，每一个善举都能真切帮到急需之人，但只有坚持专业才能让公众的善心善行实现最大程度的“精准到达”。公益助学，也需要我们更加专业化、精准化。

　　在走访过程中，我们不断进行思考并反馈给基金会：针对受助对象各异的现实情况，“一刀切”的资助方式是否合理，有否实行“梯级化”资助的可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如此才能瞄准靶心、精准帮扶，让每一笔资助更有“准头”，让每一份爱心不会“降温”。

图为受访学生在填写调查问卷。浙江大学研支团 供图

　　在与学生的交流当中，我们总会问两个问题“在学习上还有什么困难？”“想考什么大学，有没有职业规划？”对于后一个问题，只有少部分的学生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

　　“想考浙江大学，学计算机。”

　　“我是体育特长生，想考成都体育学院。”

　　“对医学比较感兴趣，毕业后回湄潭做一名医生也挺好。”

　　而超过80%的受助学生都表示自己在英语学习方面存在一定困难，并对进入大学后的专业选择、人生方向等方面有诸多困惑。

　　助学行动的目标应是达到“助人所需”。在国家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期，相较于物质帮扶，社会公益组织不妨把焦点放在“扶智”、“扶志”上，多一些“助人自助”的计划，让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学子能够真正自立、自强、自信。助学之路，我们可以走得更宽、更广、更深。

　　在每次走访回来的路上，湄潭的山青水碧总能让人忘却疲乏，归于宁静。哪怕听闻了纷繁的困厄、苦难，也能从成片金黄的油菜花田间，感受到勃勃的生机与无尽的希望。

　　助学仍在继续，而走在乡间的湄潭学子，还是深深地牵动着我们的心。不管是善心企业、公益组织，还是爱心人士、普通志愿者，我们都诚盼着共同加入助学行动，采撷一片公益的春叶，让每一个贫寒学子的心头满溢茶香。

　　（浙江大学第19届研究生支教团湄潭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