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我想，我曾遇到的乡村老师和支教老师皆为点点春雨，无言地浇灌了我心底“逐梦”和“支教”的种子。多年后，我从西部奔赴更远的西部，决心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守护一些新的种子生根发芽，也算是应了机缘造化吧。——题记

　　亲戚朋友问我，怎么想到去新疆支教？

　　我笑答，造化使然。

　　事实上，造化的蝶破茧翩跹，历经了十几年的光阴流转。

　　山丘火种

　　很小的时候，我在组里“发蒙”（组是比村小一级的行政单位，鄂西方言仍称初入学堂为“发蒙”）。学校孤立在离家不远的山丘上，盖着瓦片的两间校舍均只有一层。乌黑斑驳的围墙外，是各家各户的农田，种油菜，种茶苗，也种红薯和土豆。有时上课时，偶尔能听见田间地头的几声吆喝和铁锄撞击石块发出的脆响。长大后，我才蓦然意识到，近二十年来，我的生活几乎全在围墙里头，父辈的生活则始终在围墙外头。

　　当时学校只有一位老师，姓刘，三十出头。她同时教语文和数学，是我的启蒙老师。工作日的清晨，她踏着六七公里的土路赶来学校，可谓“披星戴月，风尘仆仆”。我家在她赶往学校的必经之路上，因此，她总是顺道捎上我。有时不巧，我还没有吃完早饭，她便等我。

　　当时学校有三个年级——学前班、一年级和二年级，更高年级的学生大些，脚力尚可，便去七八公里外的村级小学上学。因为只有一个老师，所以三个年级不得不挤在一间教室上课。一个年级的学生不多，我们那届最少，只有四个人。课堂上，刘老师把课程安排得井井有条，一个年级听课的时候，其他年级便做练习。整间教室，唯独刘老师，丝毫不得空闲。

　　学堂的时光很是欢乐。在院坝大小的操场上，春天能摘野花，夏天能捉蟋蟀，秋天则可以放风筝。唯有冬天，有些难熬。天寒，我们常缩在教室里，然而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呼呼的冷风便从旷野灌进教室，再灌进我们的裤筒里、衣袖里。因此，那时的我们，手上有一两处冻疮是很平常的事儿。

　　后来，刘老师搞来几张塑料薄膜，把它们固定在四面窗户上，用以抵御寒风。她还找来一个破旧的火盆，将它支在教室后面，并让我们各自从家里带来一些玉米芯或几块木柴。次日，柴堆渐高，熊熊的火焰也在教室后面燃起来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吧。之后，一下课，我们便挤在火盆旁了，刘老师是“生火员”，也是“安全员”。位置往往不够，这时我发现刘老师要么撤到离火盆很远的地方，要么就挪到浓烟熏眼的方位去。

　　后来有一日，村级小学的校长来到我们学校。他和刘老师端详着校舍的墙壁，操一口方言说道：“嚯！是有这么长一条裂缝咧。”

　　“嗯，原本就一小道，兴许是前一阵子暴雨……”刘老师应着。

　　此后不久，便听到学校存在安全隐患的消息。我们所有学生因此被转到村级小学去了，我也提前两年走上“披星戴月，风尘仆仆”的求学之路。

　　村级小学要大许多，但教室的窗户仍没有玻璃，只是塑料薄膜厚些。几年后学校新修了一栋教学楼，“玻璃”的事儿终于有了着落。在村级小学，我再次遇到刘老师，也遇到多位像她一样的好老师。

　　后来，到镇上念初中。初一时，我们班里来了一位年轻老师。他给班里带来欢笑，带来新的学习方法，也带来更广阔的视野。

　　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杰哥。杰哥教我们语文，我爱听他的课，他懂得多，人也风趣幽默。一次，见他在教室里头头是道地给一个同学讲英语句式。语文老师还能教英语？我有些惊诧，自此，对杰哥多了一份敬重。我和杰哥拍过一张合影，他把它夹在一本相册里。一日，他在办公室里给我看这张照片，顺便给我看了一圈儿他的其他照片。其中一张我印象深刻，他站在长城上，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和照片里的阳光一样灿烂。在当时，他是我唯一认识的到过长城的人。“不到长城非好汉”，我扭过头看他，又多了一份奇妙的敬重。杰哥露出招牌式笑容，让我好好念书，以后多出去看看。

　　几月之后，杰哥要走，我才意识到，他是会走的。我们舍不得他，他也舍不得我们。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最后一句谚语。

　　再后来，我以不错的成绩考入市里最好的高中。2015年高考失利，读过一本周国平散文集《各自的朝圣路》后，我选择复读。2016年我考到千里之外的天津大学。象牙塔里的生活很美好，忙碌但自由。偶尔出去转转，津城广厦万千，华灯璀璨。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已到了杰哥当年的年纪了。这时，我大二。隐匿的，我觉得心头似有一粒火种，迷离扑朔，渴望燃烧。嗬，我渐渐认出它了，它取自山丘学舍的火盆，也蘸着故乡穹顶的星辉。

　　那便，随它燃烧。

　　流星划过

　　我在大四初报名参加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并最终入选。2020年，我同伙伴一起踏上赴疆旅途，来到离家三千多公里的“童话边城”布尔津。从武陵山到渤海湾，再到西北境，我自西向东，又由东折西。

　　在支教服务地，我担任八年级孩子的地理老师。班里的孩子，少数民族居多，有哈萨克族、蒙古族、塔塔尔族等。他们的眼睛，有黑色、蓝色、琥珀色……就像天上的星星。他们的名字别致动听，且各有寓意，“波塔”是小驼羔，“海拉提”是坚韧，“森巴提”是漂亮……

　　还记得初上讲台的时候，四十几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有些紧张。尽管提前把这堂课的内容备了好几遍，正式授课效果仍是差强人意。我的师傅指点我说：“孩子们基础较差，往往需要适时调整授课节奏，多给一些引导。”我若有所悟，之后的课程，便更加细致地备课，预测学生会在哪个知识点上产生哪样的疑问。也常向其他班的老教师讨教授课技巧，我端坐在教室后排的空位上听课，一时间，颇有一种“重返初中时代”的穿越感。后来，和孩子们的“默契”渐长，授课效果也越来越好。

　　一次课上，讲到中国的铁路干线，我设置“小组PK”环节，邀请不同组的学生走上讲台，在多媒体上运用画笔勾画铁路干线。一些学生面露难色时，我便从旁引导。引导之后，不乏豁然开朗者重开笑颜。实在答不出的，便有同组的学生振臂高呼“熊大有困难，熊二来帮忙”。课堂氛围逐渐燃起来了，不少同学争先恐后跃跃欲试，这时，我便应他们：“下一个，就有请天才V出场！”（熊大、熊二和天才V均为动画人物），同学们笑，然后齐刷刷将目光投向黑板。

　　我见过孩子们笑，也见过他们落泪。

　　阿斯恒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蒙古族女生，我在一次课堂提问上记住了她的名字。我点她回答问题，她站起来，却不作声。然后，她的周围开始响起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几个男生将目光投向她，略带一丝坏笑。我示意阿斯恒坐下，却见她簌地落下两行眼泪。我连忙走到她的身边，询问原因。她低迷地趴在课桌上，小声抽泣着说：“我答不上来，他们笑我。”我安慰她：“没关系，问题不好回答，老师清楚的。”然后，我转过身来，对同学们说：“这个问题有些难度，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下。”

　　下课后，我找了那几个男生谈话，也向班主任进一步了解了阿斯恒的情况，才知道她性格腼腆，学习基础不算好。后来，我便时常在课前课后给她答疑解惑。除了地理，偶尔也讲数学和英语。这时候，我忆起读初一时遇到的支教老师，教语文也教英语的杰哥。

　　阿斯恒在学习上也越来越主动，我常见她在地理课上时而抬头听课，时而俯身做笔记。元旦假期前的最后一天，阿斯恒和几个同学一起来到我的办公室。站在我的办公桌前，他们相视一笑，然后把目光投向我，稀稀拉拉地说了一声：“严老师，元旦快乐！”然后又笑。我回他们：“老师也祝你们元旦快乐，记得把地理课本带回家复习哈。”他们先是不笑了，转而又愉快地和我道别。

　　班里还有一个孩子，让我印象深刻。

　　元旦之前，我们研支团打算用前期“暖冬义卖”所得善款用于困难学生的家庭慰问。我们了解到，我所教班级里有一个孩子家庭困难程度较高，孩子母亲多年前因烧伤毁容，孩子父亲不久前意外身故，他家中还有一个念小学的弟弟。元旦假期最后一天，我们研支团便和校方一起去他家慰问。从县到镇再到村，驱车一个多小时，沿途的房屋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低。他早早地在路口迎我们，落落大方地将我们领进房屋，向母亲介绍我们，也向我们介绍母亲。房子很小，一个客厅，一间卧房。我们在客厅和他母亲交谈，他从旁一直紧紧拉着母亲的手，有时见他眼里闪着泪光，但眼神坚毅。他不忸怩，也不畏缩，向我们说起元旦假期生活，说起自己的理想，说他会把母亲照顾好。也对我说，他正在好好复习地理课本。临行前，我们把一点微薄的慰问金和慰问品递给孩子母亲，让孩子换上我们买的新衣服，将他一并带回学校了。我不免感慨：我们教给孩子知识，孩子教给我们坚强。我们和孩子们在一同成长。

　　暑去寒来，一年的时间不长，我有太多的话想要讲给孩子们听。课堂上，讲到中国的自然资源时，我给孩子们讲，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建设等着大家；我也给孩子们讲一些课本没有的东西，我告诉他们重庆是“山城”，上海是“魔都”，“硅谷”为什么叫“硅谷”；我给孩子们讲我的求学之路，讲大学生活，也讲我最近学到的“固定型思维”和“成长型思维”……如今，和孩子们相处的日子仅剩半载，我将倍加珍惜。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我想，我曾遇到的乡村老师和支教老师皆为点点春雨，无言地浇灌了我心底“逐梦”和“支教”的种子。多年后，我从西部奔赴更远的西部，决心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守护一些新的种子生根发芽，也算是应了机缘造化吧。

　　巧的是，在新疆禾木，雪山之顶，我人生第一次见到流星划过。（天津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严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