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去往太行山深处的支教旅程，是从4个塞得冒尖的行李箱开始的。

　　到山西省灵丘县上寨中学是9月。

　　一个急弯接着一个陡坎，车轮碾过盘山公路上的碎石，司机师傅方向盘打得利落，我攥着扶手的指节全程泛白。一个小时的山路走完，我拎着箱子站在校门口，看着眼前灰扑扑的教学楼和远处连绵到天边的太行山，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完了，带的东西还是少了。

　　箱子里塞满了四季的衣服、常用药、锅碗瓢盆。来之前总觉得这大山里什么都缺，恨不能把家整个搬过来，生怕少带一样东西，就熬不过接下来的日子。

　　可不过一两个月，我便发现带的东西太多了。山里的日子慢得如同山涧的流水，清晨被早操的号声唤醒，傍晚看着夕阳将山尖染成蜜色。课堂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夜里铺满天空的星星，把日子填得满满当当。那些我曾以为离了就活不下去的身外之物，早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人对陌生环境的恐慌，总想用塞满的行囊填补。但真正让人安心的，其实是脚下的土地、眼前的日子，还有心里的踏实。从什么都想攥在手里，到两手空空也满心安稳，我只用了一个太行山的秋天。

　　从步履匆匆，到看见孩子

　　初登讲台的日子，我整个人都绷着。一紧张就语速飞快，像连珠炮似的把知识点往外倒，用密密麻麻的词语掩饰心里的没底，总怕讲慢了会冷场，讲少了对不起台下的孩子。可我越急，下面的头就埋得越低。我在台上只顾着往前推进，却忘了回头看看——身后的孩子，根本没跟上我的脚步。

　　有次道德与法治课上，我让大家举例并描述自己的情绪，可叫起来的前两个孩子都低着头，抠着桌沿，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要是在以前，我早就急着把标准答案念出来，赶着推进教学流程了。可那天，我看着他们紧绷的肩膀，心里忽然有个声音说：别急。于是我顿了顿，笑着举了个例子：“我叫冠男起来回答问题，她站起来脑子一片空白，话都说不出来，她的情绪是什么？是紧张。”我又看向教室另一边，“张茜坐在旁边，看见好朋友答不上来，偷偷在底下抿嘴笑，她的情绪，是开心。”

　　话音刚落，全班哄堂大笑，紧绷的气氛瞬间消散。孩子们笑着闹着，纷纷举手分享自己的情绪瞬间，原本停滞的课堂一下子活跃起来。我望着他们笑弯的眼睛、泛红的耳根，还有那些从前总低着的脑袋，此刻正偷偷望向我，眼里闪着光。

　　那些沉默、犹豫和躲闪，是他们努力跟上的信号。所谓“看见孩子”，正是要看见每个小脑袋里独一无二的想法，看见他们在学习路上跌跌撞撞、努力向前的模样。

　　我慢下来，等一等，他们才敢迈开步，追上来。

　　从满堂灌，到共同学

　　刚站上讲台时，我恨不得把所有答题技巧都揉碎了喂到学生嘴里，可作业本上的红叉还是只多不少。后来我换了个方法：批改作业时不再只打对错，而是收集孩子们各式各样的答案，讲题时投在大屏幕上，带着全班一起分析——这个答案的思路巧妙之处在哪里，哪里还能再深入一步，错误的地方又卡在哪一个环节。

　　孩子们的答案千奇百怪，有的错得让人哭笑不得，有的却藏着让人眼前一亮的巧思。每次投影时，台下总会响起恍然大悟的惊叹，传来不好意思的偷笑，还有人举手站起来大声说：“老师，我觉得他这个地方不对。”我站在讲台边，看着他们凑在一起争得面红耳赤，突然意识到，这样的课堂才是活的。

　　上学期期末，我们班的平均分比年级高出了5分。

　　不过，比分数更让我高兴的，是后来举办班级辩论会时，我站在台下，看着他们抢着举手、争着发言，眼眶有些热。他们本该拥有这样的时刻——敢于大声说话，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敢于看见更远的地方。

　　从无声日常，到有光时刻

　　讲到“生命可贵”一课时，我随口问孩子们平时都是怎么过生日的。

　　底下一片安静，只有两三个孩子小声回应，更多孩子低着头，手指攥着课本边角，一言不发。

　　那节课下课后，我立刻找班主任要了全班孩子的生日信息，排了整整一年的档期。每个孩子生日当天，我都会提前做好快闪视频，带着全班给小寿星唱生日歌，唱完后再把提前拼好的积木蛋糕郑重地递到孩子手里。

　　12月20日，唱完生日歌，当天的小寿星抱着积木蛋糕，眼眶红红的。下课后她偷偷溜进办公室，用很小的声音跟我说，这是她长这么大，第一次有这么多人陪她一起过生日。

　　我总爱站在教室后面，看着孩子们围着小寿星拍手、唱歌、笑闹，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心里也暖暖的。

　　从单向奔赴，到满手星光

　　最开始是孩子们偷偷塞给我的小纸条，作业本里、教案本里、办公桌上，总能看见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老师你辛苦了”“老师我喜欢您的课”。那些短短的，甚至带着错别字的句子，总能在我备课到深夜的日子里，给我满溢的暖意。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喀什大学郭迪老师的牵线搭桥下，开展的一场跨越千里的线上宣讲。隔着屏幕，孩子们看到了喀纳斯澄澈的湖水，听到了温柔的维吾尔语问候。原本拘谨坐着的孩子们，忍不住一个个往前凑。宣讲结束后，新疆的朋友们寄来了一沓厚厚的明信片，孩子们拿着明信片翻来覆去地看。有个小女孩在明信片上写道：“我以后要去新疆看看。”

　　这件事后来登上了《中国青年报》，我高兴了好几天——我想，那颗渴望看世界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悄然发芽。

　　讲“生命可贵”那节课时，我用了校友李春林的故事——他救过人，是“中国好人”。课后我试着联系他，他很快为孩子们录了一段寄语。

　　母校的老师专程送来文具，还坐下来，和我们聊了一上午的教学。外国语学院的志愿者亲手编了90条围脖，朋友悄悄寄来一箱文具，支教同事一直陪在身边，帮忙分装、一起送到孩子手里。

　　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都化作了我和孩子们继续向前的底气。

　　写在最后

　　2025年12月，团中央“西部计划漂流记”让我当了一回采风员。我把灵丘的山风、孩子们的笑眼、红旗在风里的声响，都装进了镜头和文字里。这些鲜活的画面，会随着一个个“漂流瓶”飘向全国各地，让更多人看见——在太行山里，正有一群孩子在认认真真地长大。

　　感谢团中央、山东大学和上寨中学，让我能以老师的身份回到初中课堂。这一次，我不再是台下的旁观者，而是他们故事的记录者，更是与他们一同拔节生长的陪伴者。

　　初来时，我拖着塞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总担心带的东西不够，怕无法为他们带去什么。直到这段日子走过大半才明白，那些带来的身外之物，都妥帖地留在了这片山野之中；而这片土地、这些孩子所赠予我的，早已将我的心填得满满当当。

　　这场从满箱行李启程的旅程仍在继续，而我，却早已满载而归。（山东大学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张凯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