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1998年以来，北京大学积极组织实施“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先后选派477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走出湖光塔影，扎根祖国西部大地，深入一线教学基层，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追求理想、磨砺青春、绽放芳华，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2024年，北京大学第26届研究生支教团28名志愿者分赴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云南、河北雄安等地，以“用我智慧奉献爱”的志愿精神在教育育人一线辛勤奉献、播撒希望。一年的支教生涯已经过半，志愿者们在这段珍贵的经历中锤炼了意志品质、提升了思想境界，镌刻下一段段难忘的感人故事。

　　对我（北京大学第26届研支团成员张晋森）来说，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青海一直是一方充满未知的天地。

　　在确定将要在未来一年里扎根青海后，我曾无数次想象过这片土地上的人、物与事：高原的气候、县城的风貌、学校的环境、我的第一届学生……对于生在南方、学在北方的我来说，西部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有着一种独特的神秘感，吸引着我去探索。终于，时间来到五月，怀着复杂的心情，与青海分团的其他四位志愿者一道，我第一次来到了青海，第一次走进朔山中学的校门，为一年的支教生活拉开了序幕。

　　初见

　　2024年5月28日，在忐忑与期待中，我首次站上了三尺讲台，面向高一年级的学生们独立讲授了一堂完整的政治课。对于此前仅有模拟试讲经历的我来说，“人生第一课”的顺利结束带来的是极大的满足感，先前对教学的畏惧一下子散了大半。试讲后，我又前往高三年级跟班听课，发现教室内的同学们个个全神贯注，保持着良好的课堂纪律，只是偶尔回头偷看一眼我们这些教室里的“新面孔”，这也让我对未来的教学又多了几分自信。跟班听课结束后，此次的教学实践便告一段落。我们暂别朔中，并期盼着暑假后与同学们的再次相遇。

　　重识

　　人们常说，知道的越多，才知所知越少，这大概便是对我正式走上教学岗位后感受的最佳概括。新学期开学，我正式加入了高三年级组，成为了两个重点班的政治老师。然而，站上讲台后不久我便发现，高三年级的教与学都和我的设想相差甚远：老师并不容易“教”，学生也没有那么热爱“学”，我的教学远没有先前想象的那般顺利。

　　就“教”而言，在一轮复习的过程中，老师们既要确保完成教学进度，又要系统梳理每一知识点，还要做到讲练结合。要在有限的课时内找到三者间的平衡，必须抓大放小，有所侧重。然而，初来乍到的我总是担心既“讲不透彻”又“练不到位”，每每尝试追求面面俱到，反而时常顾此失彼，影响了教学质量。

　　而至于学生们的“学”，先前在我听课时表现出的“品学兼优”，现在看来大概只是同学们在“局外人”面前的有意“表演”。在我成为了校内的“自己人”之后，随着换老师的“新鲜劲儿”逐渐减退，同学们的课堂表现开始肉眼可见地下滑：清醒状态与端正坐姿都是“限时特惠”，邻座间的窃窃私语不时发展为公开辩论，我所提出的问题则应者寥寥。这对已然手忙脚乱的我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暑假期间，我曾在以往课堂观察的基础上设想出了课前演讲、同桌合作听写等一系列的“前沿”教学手段。可在此时，我甚至完全没有机会将这些“高大上”的教学技巧付诸实践，更毋言用它们来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我的教师生涯才刚刚起步，便不幸地撞上了“天花板”，陷入了困局。

　　求变

　　理想与现实的差异让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对学生们的具体情况所知甚少，因而无法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正在讲授的政治书上也强调，调查研究是认识矛盾的前提，解决矛盾的关键。于是，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所在的高三年级，很快便发现了一批先前没有关注到的问题：每日高密度的课程安排使得同学们缺乏充足的自主自习时间；绝大多数走读生同学回家后的学习效率得不到保障；有的同学因计划参与体育类专业单独招生而经常需要请长假比赛……正是这些现实问题的存在，让我太过理想化的教学设想始终只能是高高在上的空中楼阁，难以落到实处。

　　也在这时，林小英老师的一篇文章让我有所反思。在文中，老师以“自作自受”一词对杜威的“一个经验”概念进行了阐释，强调人的成长应当是做出选择与承担对应后果的统一，太多的“做”或者太多的“受”都会打破二者间的平衡，导致“做”与“受”的意义变得贫乏和虚假。仔细想来，在先前的教学中，我常常为了达成教学目标而过度追求对课堂的“把持”，用各种环节将课堂塞得满满当当。班级里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往往能紧跟我的节奏，但几乎没有独立去“做”的机会，也就不会独立去“受”；学习能力稍弱的学生则不知道该如何在新模式下独立去“做”，却承担了许多本不该归咎于其一人的“受”。因此，前者会将通过学习取得好成绩视为理所应当，后者则长期找不到高效的学习方法，最终导致两类学生都逐渐失去努力学习的动力。如此一来，学生不愿努力学，老师自然便不好教，教学便陷入僵局。

　　发现了问题，便要思考如何做出改变。这时，自己先前所积累的些许教育学理论终于派上了用场。格特·比斯塔曾提出，教育过程中存在着无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其结果并不总是能够如人们所愿。教育者应当坦然地承认与接纳这种不确定性，才有可能实现预设的，甚至是意料之外的育人目标，而这也是这种“风险”的“美丽之处”。如若同样用俗语来阐释这一概念，大概便是“无知者无畏”了。换言之，要把对教育结果的“无知”作为“无畏”地开展教育活动的前提，才能期待有所建树，去拥抱“教育的美丽风险”。

　　带着以上的思考，怀着对“无知”的警醒，我开始“无畏”地改变自己的教学模式，放弃对课堂的“分秒必争”，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们。考虑到同学们普遍存在基础不牢、学习时间有限的问题，我选择将那些“高大上”的教学手段暂时搁置，通过回归学生们熟悉的教学模式来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此外，针对同学们不同的学习情况与特点，我开始制定更加精准的教学策略：对于学习习惯较好的同学，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自主规划学习安排；对于学习存在困难的同学，则着重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效率、重拾对于学习的信心。

　　事实证明，改变带来的成果是喜人的。课堂节奏放慢后，同学们学得更加轻松，学习的积极性随即相应提升：学习能力较强的同学更加认真地记下了我强调的重点难点，学习能力稍弱的同学开始努力完成我设定的目标。积极性有了，整体的课堂状态便大有改观，似乎我听课时看到的那批“好学生”又重新回到了班里。直到此时，我的教学才终于算是走上正轨，这也让我第一次获得了期待结果的勇气。

　　除了“无畏”地改革自己的教学模式，我还与青海分团的其他志愿者们一道，试图在学习以外的领域为同学们做些什么。关注到班级中有同学在日常学习中感到迷茫与焦虑，我们联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志愿者协会，发起“青历相助”笔友征集活动，为二十六位选修历史学科的同学在燕园里找到了“学习搭子”。现在，第一批来自朔山的信件已经送到了燕园，正期待着来自“过来人”们的回音；考虑到学校开展法治宣教的实际需求，我们联动北京大学学生法律援助协会，发起“法韵流朔山 书馨润心田”图书漂流活动，为朔山中学营造了一处法治文化角，打造了一处法治教育的“实体阵地”。

　　以上的几项活动，是我们与朔山中学充满未知的初次尝试，较之于尚且能够用量化手段检测成效的教学活动，我们对这些额外活动的效果更加“无知”。但是，在存在的可能性面前，我们再次选择了拥抱教育的美丽风险，“无畏地”，尽己所能地放手去做，并心怀希望地等待着结果的发生。现在想来，林老师在文章中对“自作自受”的强调，大概不仅是要求我们学会去“受”，还希望我们敢于在“受”的基础上继续勇敢去“做”，这是我在朔山中学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

　　成长

　　高三楼每一间教室的门旁都有着这样一句标语：用生命影响生命，以尊重换取尊重。作为初入教育场域的新人，我并不能估计出自己可以对学生们造成多大的正面影响，也不知道是否能从这样的“交换”中获取理想的“回报”。在这样的条件下，“无知”的我显然无法做出“理性—经济人”应有的抉择。但是，我始终记得，支撑我完成艰难的改革的，绝不仅仅只有“无知者无畏”与“拥抱教育的美丽风险”，还有已经过去的百余天中同学们与老师们对我的信赖与鼓励。从陌生人到同路人，在他们的陪伴下，我得以鼓起勇气以老师自称，在青海这片充满未知的土地上继续追寻我的教育梦想。也正因如此，每当面临类似的选择时，“无知”的我都会毅然决然地选择“无畏”，尝试着创造一些可能性，并期待着这些可能性能够带来一些积极的改变。

　　在我第一次来到朔山中学时，朔山中学的陈校长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上好课就是最大的师德。初听时，只觉得这又是一句平常不过的名言警句；现如今，在教学岗位上经历了数次的尝试、成功与失败，方知这短短一句话的行之不易。如今，一学期的课程即将结束，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我的“职业生涯”也已过半。在剩余的146天中，在剩余的每一堂课中，我也都希望能够带着对“无知”的清醒认识，“无畏”地继续努力下去，去拥抱教育的美丽风险、去实现自己的“再教育”与成长，也竭己所学地去助力同学们成人成才、尽己所能地去为教育强国建设添砖加瓦。“进前而勿顾后”，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北大团委供稿）